文笔画 刘斯奋:文笔画笔俱健 治学不忘经世

栏目:旅游 2021-09-28 11: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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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芬,1944年出生,广东中山人。作家、画家和画家,多才多艺的文化大师。他在小说创作、学术研究、艺术书法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学方面,小说《白门柳》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艺术上,被誉为当代文人画的代表之一;在学术上,他在古典诗歌和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等职。,并为广东文艺的繁荣做出了贡献。2015年获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刘思芬的《锦绣春风》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周心怡

刘思芬给自己取名“蝙蝠堂”,把自己比作“似鸟而非鸟,似兽而非兽”的蝙蝠。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诗歌、文学、书画、学术等领域跨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生在岭南,长在岭南,多年来为岭南文化打鼓呐喊,为推动广东文艺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作家、书法家、画家、学者等角色的刘思芬堪称通才文化的“奇人”,他说:“我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人,一个深受岭南文化熏陶和影响的文化人——不拘泥于一种模式,不保留一种尊重,不保留一个角落。”

毛获奖作品《白门柳》奠定了他的文学生涯

刘思芬年轻时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当作家,一个是当画家。小说《白门柳》的完成,结束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梦想,成为他文学生涯的奠基之作。该作品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刘思芬成为广东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从37岁到53岁写的《壮年时的好作品》,消耗了他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16年。令他高兴的是,这本书从未被遗忘,后来被改编成各种文学风格并广泛传播。

作为一个广东人,他以江南历史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白门柳》,这与刘思芬从小受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他对古典诗词有着深厚的研究,对古代文人的生活习惯、喜怒哀乐、价值取向都很熟悉,这使他在接触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史料时“有一种活在过去的感觉,温存旧梦,情为故人”。

刘思芬的父亲刘义生是著名的古诗词研究专家,其著作《唐诗三百首》影响了卓远。因为家族历史,刘思芬的第一本书就是注释诗。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学者余英时就陈寅恪晚年的诗作发生了争执,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钱钟书先生的信对此予以肯定。然而,他并没有走上专门的治学之路。近年来,他撰写的《深墓门更堵侯门的分析与纠正》一书,为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的文史悬案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呼唤艺术个性,新文人画是独一无二的

画家,这是刘思芬的另一个理想。年轻,热爱绘画,18岁时打算报考广州美术学院。后来,广州美术学院除了工艺系以外的所有系都停止招生,他反而考上了中山大学文学系。在获得当代文学最高奖后,刘思芬停止了文学创作,恢复了书画创作,并很快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引起了广泛关注。他的绘画创作被公认为“新文人画”中的佼佼者。

2014年3月,“融合——刘思芬书画诗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此次展览堪称岭南艺术家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展览,涵盖书法、绘画、诗歌和文学创作,展现了岭南文化艺术的整体风貌,备受关注。

刘思芬并非出身于艺术学校,但扎实的传统文化素养使其作品呈现出与学院派画家不同的风格和趣味。他呼吁艺术的个性,主张画家要靠悟性、才情、文化修养作画,影响了广东画坛的很多人。

通过《羊城晚报》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化观点

刘思芬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刘义生,也是知名报社,羊城晚报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来主持羊城晚报《晚会》副刊。因为父亲,刘思芬从小就是《羊城晚报》的忠实读者。

“因为羊是晚上创立的,我真的从小就看到了。”刘思芬说。与新闻版面相比,《晚会》《花乡》等副刊版面对他更有吸引力。后来,他渐渐对当读者不满意,经常给《羊城晚报》投稿。

《白门柳》自创作以来就与《羊城晚报》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版没有收录《白门柳》创作的‘引言’部分,最初发表在《羊夜》的‘花乡’副刊上。”刘思芬说。这部历时16年完成的“大书”完成时,其“后记”也刊登在《羊城晚报》上。“羊夜的不断关注,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和鼓舞。”

在“广东是否有文化”、“广东是否是文化沙漠”的争论中,刘思芬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古文化在中原,现代文化看广东”等重要论点,引发热议。1995年,《羊城晚报》在刘思芬撰写的《朝阳文化·巨人精神·繁荣传统》头版报道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

2003年出任广东画院院长,提出画家要上文化课。这个消息被羊城晚报报道后,在全国艺术界引起了热议。2010年,由刘思芬和七位广东学者发起的《岭南宣言》首次发表在《羊城晚报》副刊上。秉承岭南先贤“学贵而自得”“学以致用”的精神,他们发出了“端正学风,改革文风”的呐喊,并开始在报纸上与公众和同事们争论。近年来,在“粤派批评”“中国画如何面向世界”等文化热点中,他的美妙声音不时见诸报端。

问答:

报纸应该雅俗共赏

不要害怕脱下你的长袍

羊城晚报:媒体时代,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文化的角度,请谈谈这种变化对传播工作有哪些新的要求。

刘思芬:这个趋势不可阻挡。媒体人对社会生活变化的反应是最敏锐、最快的,不能忽视这样的变化。

过去,社会话语权掌握在士大夫和士绅手中。近代以后,报刊出现,话语权转移到媒体。这次“抓捕”是毫不留情的。现在报纸也面临着新媒体话语权的争夺,记者们必须放下原有的包袱,向梁启超、陈独秀学习。他们都是士大夫。面对新的变化,他们迅速放下原有的架子,办报办刊,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潮流。

当前,不要小看Tik Tok等新的传播方式,而是要挺身而出,敢于把握,并通过自身优势利用这些新的传播手段,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羊城晚报:您对羊城晚报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刘思芬:《羊城晚报》是一份文化报纸。近年来,它也坚持这种办报方式。我觉得挺好的。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春白雪”,代表高度;一个是“下巴丽人”,代表广度。报纸不同于文化学术期刊,既要注意高度,也要注意广度,这样才能传播正能量,引导舆论。

事实上,一些新媒体为了吸引流量,难免会产生低俗、低俗的内容。报纸要坚持雅俗共赏的理念,探索新路。这样,脱下大褂,学习新媒体,学习一些成功的传播经验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放下原有的优势,才能把握新的变化,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