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佳慧和张一凡结婚照

2011年5月下半月《知音》曾刊发题为《拐来的女孩站在山之巅，拥抱我负罪的养父》的文章，讲述被拐来的女孩肖佳慧，为救身患黑色素瘤的负罪养父，毅然放弃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唾手可得的材料学博士学位，出征日本，去挑战一个几乎无法攻克的医学难题，最终将一种高分子发光材料应用于医学抗癌治疗中，取得了重大突破的故事。如今3年过去了，被接到日本试药的养父，已经在肖佳慧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基本痊愈。她也因此展开了一段特别的爱之缘……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2013年3月的一天，我从工作的日本东大sakai实验室，回到位于根津2丁目的出租屋。打开电话语音功能，发现有10多条来自国内同一个号码的语音留言。按下语言播放键，一个焦急的声音传出来：“佳慧，很冒昧打扰你。我是来自北京的张一凡，急需你的帮助……”我赶紧按照来电显示的号码打了过去。

电话中我得知，张一凡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是一名生物学博士。其母亲一个月前被诊断出恶性黑色素瘤晚期，医生直言没有根治的把握。张一凡寝食难安，这时他偶然翻开一本母亲订阅的《知音》杂志，看到了关于我的文章。我养父肖建新的病情跟他母亲非常相似！他赶紧通过杂志的编辑联系了我……

“我希望能尽快带母亲到日本治疗！”张一凡语气很坚定。我并不敢贸然答应他的要求。自从我的故事在杂志刊登后，每天都会接到大量从知音编辑部转过来的求助信息。但由于我所研制的这种发光材料仅处于临床试药阶段，只挑选症状典型的极少数患者进行试验，所以绝大多数求助者最终都被日方婉拒。

我让张一凡先将母亲的资料发到我的电子邮箱。看到那份邮件时我很惊讶，因为它居然有整整68页——可能是担心外籍医学专家看不懂中文，原本只有20多页的资料，被张一凡翻译成了英、日两种语言。一些专业的医学术语，他都译得非常准确，看得出来做了大量功课。我顿时对这个未曾谋面的男孩生出了强烈的好感。我决定全力以赴为他母亲争取这个机会。

我连夜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试药申请，交到养父的主治医师饭柞教授的手中，东京大学附属医院最终批准了我的申请。4月15日，我在医院见到了张一凡和他的母亲王慧。张一凡帅气有礼;王慧虽然满脸病容，但仍不失美丽。可很快，我就发现这对母子的关系有些异常。王慧入院后，由于她的膝弯、颈部皮肤都出现了大面积溃烂，除治疗时外，都需要用纱布包裹。张一凡并没有亲自照顾她，而是请了一名护工。不论护工多忙，他都在一旁袖手旁观，对母亲的态度很冷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13年6月底，谜底揭开了。这天下午我去查房，正巧碰到王慧在接电话，和我一起的张一凡突然脸色一变，上前一把将她的手机夺了过来大声吼道：“还有什么必要跟这种人打电话，你还嫌不够丢人吗？”说着竟直接将手机扔到地上。一旁的我被吓坏了。张一凡红着脸冲出了病房。

当晚张一凡主动约我吃饭，喝了很多清酒后，他醉醺醺地告诉我，他不让母亲联系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原来，从懂事起，张一凡就是一个承受着数不清的白眼和口水的孩子，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因为他是个“私生子”！时年54岁的王慧是江西人，大学毕业后在湖南一家外贸公司做了总经理秘书。涉世未深的她和总经理一见钟情，并很快怀了孕，此时，她才惊悉对方早已结婚。当时的王慧一意孤行地生下孩子，想以此要挟对方离婚，但最后没能如愿，只能带着一笔补偿费和张一凡在湖南独自生活……为逃避母亲给他带来的羞耻感，他从小读书特别用功，励志考到离湖南很远的地方去。靠着这个信念，2000年，他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20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了美国加州大学，随后整整十年，他再也没回过家，直到得知母亲患癌的噩耗……

张一凡哽咽着说不下去，我想起了我的童年，还有谁能比我更懂得他？张一凡却带着复杂的表情对我说：“谢谢你救我妈妈！”我特想帮他越过这道坎。

恰好7月中旬，张一凡请的护工因种种原因辞职了，他只有亲自上阵照顾母亲，我于是一有空就过来帮忙。一次，张一凡去药房拿药，回到病房时发现正在输液的母亲不知何时睡着了，药液输完后出现了回血……他叫醒母亲就是一顿吼：“给你说了多少遍了，输液时不能睡！睡死了算谁的？”通过这些细节，我也渐渐了解张一凡。面对母亲，他不再绅士。但这一切却又是出于对母亲的关心。我忍不住背着张一凡问王慧：“儿子对你这样，你生气吗？”王慧说：“那怎么会？！他已经很不容易了，是我拖累了他。”

8月21日是张一凡的生日。王慧偷偷让我替她在网上给儿子买了一套西装，作为生日礼物。我心里酸酸的，一下子想到了养父。我选了一套灰蓝色的亚麻西服，张一凡看到生日礼物明显很惊讶，在我的逼迫下，他才勉强愿意试穿给大家看。王慧和病房里的阿姨们都拍手称赞。走出病房，我告诉他，其实礼物是他妈妈让我帮忙选的。他低头小声回答道：“我知道。今天是我农历生日，只有她知道。”

9月，王慧颈部皮肤出现了更严重的溃烂，并有浸润到淋巴细胞的倾向，医生为保险起见，进行了局部手术切除。术后，王慧生活无法自理。恰好这时，张一凡接到了美国公司的通知，提醒他休假已到期，如不返岗就视为自动离职。我提出让他先回美国，给王慧再请个护工，让我养父帮忙来这儿照顾王慧。张一凡听后红着脸说：“我怎么这么幸运，遇到你这样善良的姑娘！我有点爱上你了。”我不假思索地说：“你开玩笑吧？你连你妈都不爱，怎么会爱别人？”他无言以对。

养父是个热心人，二话不说就来医院接手了照料王慧的工作。10月14日，张一凡临上飞机前，将他的手机递给我说：“把这个给我妈，她的手机上次让我摔坏了，我一直忘了给她买新的。告诉她有空的话，拍几张自己的照片发给我。”我说：“你怎么突然对你妈细心起来了？”他又立刻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反正我准备换部新手机。”然后他转身出门，然后，他又回来，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又转身走了……

我傻傻地看着他消失的背影，内心涌起了久违的悸动。一年前，男友史蒂芬因为无法理解中国传统亲情和我提出了分手。我以为我将在情感的孤岛上度过余生。因为任何时候，我无法放手对养父的这份爱恨交织的亲情。而此刻，我发现也许张一凡能懂我，就像我懂他一样……我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他放下怨恨，重新用心去接纳母亲。

拿到儿子的手机，王慧开心得无法形容。她骄傲地对我说：“我说过我儿子很孝顺的。”她每天都要拍照片发给儿子。我则每天都跟张一凡通话，把他母亲的病情告诉他，然后再聊上一会儿。张一凡说他从小吃的用的都是小朋友中最好的。当初生父给的补偿费，母亲一分没动全攒着用在了他身上……以前他总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现在才明白母亲所负载的沉重。因为多年他没有和母亲相处，所以才无措和粗暴……张一凡还告诉我，为了支付医疗费，他工作之余，还私下接下了三个项目，每天睡眠时间不到四小时。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给他寄去了一些养父晒干的琵琶，要他煮着喝。他也常常给我寄卡片或者发绳，渐渐地，邮包里还会多几瓶给母亲的营养素。每次收到包裹，看到王慧脸上幸福的笑容，我对张一凡的好感就多了几分。

11月初，王慧在输液时突然陷入昏迷。诊断发现癌细胞还是攻陷了她脆弱的淋巴，医生在耳后检测出了明显的结节，如果继续恶化，则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于是我赶快告知张一凡，希望他尽快赶回日本陪伴母亲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没想到他告诉我他暂时不能来日本。“请你和你养父一定把她照顾好，好吗？”我失望又沮丧：“那是你的妈妈，不是我的！”说着撂了电话。他后来多次打我手机，我都没有再接。

11月12日，治疗组集体讨论决定：给王慧的淋巴病变部位进行双倍剂量的靶向扫描，以加强对肿瘤的抑制效果。扫描后的两天，王慧出现因药物刺激过度导致的全身水肿，无法进食任何食物。

我掏出手机拍下了王慧的视频发给了张一凡。我看到电脑那端的他沉默良久，然后眼泪落了下来，一滴，又一滴。也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不放弃工作来日本，是因为一旦母亲再次面临危机，他就必须马上送她到任何还有希望的地方救治，而不论到哪里，都需要强大的经济作为支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傻瓜。”我说。他说：“我不想你觉得我对你们的治疗没有信心，我宁愿相信奇迹会出现。”

幸运的是，奇迹真的出现了。就在张一凡在全球范围内苦苦寻找新的治疗机构时，王慧的水肿出现了自动缓解，一个星期后完全消除。检查显示，患者的淋巴肿瘤结节体积缩小至原来的四分之一，位于右颊的三个浅表黑色素瘤有明显萎缩迹象。饭柞教授兴奋地表示：按照王慧目前的身体指征，康复的希望很大。

另一个让我意外的好消息是，在照顾王慧的过程中，养父与她愈走愈近，两位同样经历过生活沧桑与情感创痛的人，羞涩而喜悦地牵起了对方的手。

2013年圣诞节，我正在给王慧阿姨梳头，她突然叹了一口气说：“阿姨现在幸福极了，可是我还希望再贪一个心，要是凡凡能把你这样的好姑娘追到手，我就直接冲到幸福的顶点啦！”我脸一红。其实，在共同救助王慧的过程中，张一凡原谅并重新用心拥抱了他的妈妈，而我，也渐渐爱上了执著羞涩的他。

2014年元旦，深夜两点，我接到了他的短信。“我在候机，明天下午2点抵达东京羽田航空港。你愿意来接我吗？”“你走，我不送你;你来，再大的风再大的雨，我也去接你。”我心里已是繁花盛开。

接下来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王慧和我养父明确了恋爱关系，我和一凡也终于牵手。我俩商定就在2014年的“五一”回到江西一起举行婚礼。也许是因为心情愉悦，王慧在完成了又一个阶段的靶向治疗后，身体康复迅速，就在接受采访的前夕，医院对她进行了全面体检，发现她体内的癌细胞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二，这个数字意味着，她的彻底康复已经指日可待。同时，我们做出了另一个决定：我和张一凡分别向所在实验室及公司辞职，我们打算一起回国。张一凡会在工作之余，全力协助我进行发光材料在抗癌技术中的推广。在那片生养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一家四口将携手同行，迎接更灿烂温暖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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