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国际妇女节，祝所有的女性读者朋友节日快乐！

每年这个时候，关于女性的生活、成长、职业、家庭、社会参与等等话题，都会被拿出来认真思考。身为女性，小邦也尤为关注不同的女性在面对和思考这些问题时，会有怎样的不同答案，会从他人的生活中发现和探索出怎样的人生可能性。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段来自不同世界的女性交往故事。这段故事虽然距离我们相对遥远、但却颇有启发性。故事的主角，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天真的”人类学家，一位是位于非洲喀拉哈里沙漠的昆族女性。

她们相遇，会发生怎样让人大开眼界的故事呢？

先说背景。1963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和居住在博茨瓦纳多比地区的昆人取得了联系，他们计划在此长期考察，专门对昆人开展多学科的研究，内容涉及健康和营养、人口统计、考古、婴儿发育、育儿方式、基因遗传、治疗仪式、民俗及女性生命史等。主角一：玛乔丽·肖斯塔克到了1969年，新婚的玛乔丽·肖斯塔克和他的丈夫也加入到了这个项目中，来和昆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尽管玛乔丽去之前拿到了部分考察结果，从中了解了一些昆人的生活方式，但当她问起昆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时，人类学家给出的答案却不尽相同。玛乔丽觉得自己琢磨不透昆人，对昆人充满了疑问：

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孩子和父母？

他们夫妻间有爱吗？

他们吃醋吗？

婚后还有爱情吗？

他们有什么梦想？

他们怎样对待自己的梦想？

他们怕老吗？怕死吗？

对玛乔丽来说，除了这些，昆族女人的生活也让她颇感兴趣。她说：“她们在这个跟我们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里怎么生活？如果她们的生活存在某种共性的话，我是不是能对其产生认同感？”带着这些疑问，玛乔丽在20多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习昆人语言，入乡随俗，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她和妇女们聊天，了解作为女人，这个身份对昆族女子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在她们的生命里又是最重要的。值得一提的是，玛乔丽前往非洲的时候，正是欧美世界兴起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的时候，人们对于婚姻、对于性的传统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质疑。而作为一名新婚女性，她对爱情、婚姻、性和身份也有着自己的困惑与挣扎。玛乔丽在做田野调查中也许，正是她的推心置腹，让她找到了一位极佳的访谈对象——妮萨。她极其擅长讲故事，不仅用词精心，故事也跌宕起伏，涉及方方面面的生活。这些故事有时蕴含了人类生活最微妙也最复杂的经验，有时揭示了人皆有之的复杂情愫。玛乔丽被她的故事、她的才能深深打动，于是，与妮萨进行了的15次录音深访，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本人类学名著——《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两位主角的合影：玛乔丽与妮萨到了1989年，已经是三个孩子母亲的玛乔丽得知自己患上了乳腺癌，深感绝望的她，想起经历丧父丧母丧子的妮萨，于是决定重返非洲，重访妮萨。1991年，她们再度重逢时，妮萨已是中年，她和妮萨及其族人共同生活了4个星期，妮萨等人则为玛乔丽举行了治疗仪式。回国后，她一面与病魔抗争，一面写作《重访妮萨》。1993年，玛乔丽买好机票，计划再返非洲，因医生阻止未能成行。1996年，《重访妮萨》基本完成，52岁的玛乔丽也离开了人世。下面的这篇文章即是后来出版的《重访妮萨》一书后记。细读这些文字，我们会跳脱出研究本身，从中发现来自不同世界的精神的彼此滋养，发现身为女性的自我成长的力量。《重访妮萨》后记玛乔丽·肖斯塔克 | 文邱金媛 | 译现在是凌晨两点。我面前壁炉里面的一团闷火突然燃烧起来，空气中传来木柴燃烧时发出的浓烈香味，这个味道和多比村篝火燃烧时散发的气味大相径庭。距离上次我去找妮萨已经六年了，现在我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家中。我丈夫和三个现在分别17岁、14岁和9岁的孩子都在楼上睡熟了。外面天气很冷，温度已经降至零下，刮着的寒风让天气更加寒冷。高高挂在如穹顶般的蓝黑色天空中的月亮，几个晚上之前还是一轮圆月，现在一侧残缺，即将落下。 我希望我能凭借我体内所有坚强的力量给这本书写下一个童话故事般的结尾。我希望我能够说，我因为回到妮萨身边，因为回到非洲，我的身体和精神都痊愈了；我希望我能够说，在我离开前那个曾经高呼“阿非利加！”的声音已经找到了曾驱使我回到非洲丛林的有关死亡的问题的答案。 那次旅行对我是有益的。在那里我体会到了自从被诊断出癌症后就再也没有体会到的快乐。另外，虽然癌症并没有消失，但是在丛林里的那一个月我必须把自己的病抛诸脑后。我的理由是这四个星期并不会是生死攸关的。我坚持“双手紧扣放到桌上”——上小学时我们老师经常这样要求我们，这样我们的小手和身体就不会惹麻烦。我不再琢磨我身体上可疑的疼痛，也不再找寻身体上可疑的发病部位。每天晚上只有一桶热水，很难洗澡，再加上我每天都裹着好几层衣服睡觉，这些也让我暂时忘记了我的病。 既然癌症被推到了脑后，那我前面是什么？是妮萨。在我离开她的那14年里，我生育了三个孩子，并且根据妮萨的口述，出版了一本书。她用我托人捎给她的钱买了牛，还和她丈夫搬到了多比村。尽管我们分开这么久了，但妮萨在我心里从未消失过。这么多年里，我和她讨论了很多话题——当然，都是在我的脑海中进行的。 过去的那些年里，我不仅仅是一遍遍地听并且翻译了我和她的访谈。我们也没有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或者变得像家人一样亲密。我和她之间只是有一种最为单纯和直接的关系，在这之前或者在这之后，我和其他人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关系。这几年我不断沉浸在她的文化中——无论是在田野调查中、家中，还是工作中——后来觉得昆人的习俗和信仰很有道理，便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中。 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以昆族妇女为榜样的。经历了22个小时的难产之后，我继续拒绝使用任何药物。如果不这样，我如何才能体会到昆族妇女和我讲述的故事？我又怎么可以说自己做到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体会到了无数世代以来新生命降生时作为一个母亲所表现出的勇敢？我下定决心不想在药物的麻痹下迎接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后面的做法也是受到了昆族文化的影响：孩子有需要就给孩子喂奶，一起睡一张“家庭床”，隔三年半再生下一个孩子。我把孩子们的行为完全当作是在无理取闹。我会像昆人一样说：“等他们长大了就不会这样了。” 当涉及友谊、婚姻、性、生产性工作、带孩子、离婚、休闲时间这些话题时，昆人的做法则是我的参考标准。我会问我自己：“他们会怎么说呢？”我会想起昆人常说的一句话，然后笑着小声说：“哦——嘿，我的人儿们啊。”或者耳边会响起妮萨说这句话时的声音，然后我会想：“哦——嘿，我的姑姑啊。” 昆族文化以及我与妮萨之间的对话好像触动了我内心一些超越理性的东西。我24岁时，在这个不是很年轻的年龄，昆人，妮萨，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好像已经在我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并不是喜欢妮萨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也并不是喜欢有关她的一切，但是我的心还是被她俘获了。 我在翻译第一本书的录音磁带时，妮萨笑，我也跟着笑，妮萨诗情画意的时候，我也诗情画意。但是有多少次我希望她能更高贵一些，更无私一些，更哲学一些。在编辑整理妮萨的口述内容时，我常常忍不住想修改她说的话，删掉那些听起来不太会让人喜欢的内容。但是我忍住了。我劝告自己：“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如果像我一样说话，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保留了她生活中男人对她的暴力行为、她的不忠、她的谎言、她女儿无辜的死、她父亲的脾气，还有她母亲的不满。 于我而言，《妮萨》这本书的出版是一次非凡的经历。我获得了别人的尊敬，开始在大学里教书，给很多人讲课，在电台和电视台做节目。我的目标一直都是让大家熟悉具有异域情调的昆族生活。我会给他们讲传统的昆族生活，会给他们放幻灯片，然后说：“我们人类学家就说这么多吧。咱们听听妮萨口中的昆族生活。”我通常会选最吸引人的章节读给大家听，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晰地看清昆族文化。大家的反应也不尽相同。读过《妮萨》的一些人更加相信和生活在工业国家中的人相比，生活在那个社会经济简单或者“原始”文化中的人比较落后。但是，大多数读者被触动的一点是，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人类所做的挣扎都是相似的。 一些最让人感动的反馈来自布兰卡·穆拉托里奥。布兰卡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她和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的一位和妮萨年龄相仿的那坡盖丘亚族女人在一起工作了几年。布兰卡给我发来一段她在1990年7月2日写下的田野调查日记： 弗朗西斯卡看到我工作桌上的《妮萨》。她马上注意到妮萨的珠子和脸上的装饰，面露羡慕之情。她问我：“她是谁？她是哪儿的人？”我告诉弗朗西斯卡，妮萨和她一样，是个讲故事的人，她是个认为梦非常重要的人……弗朗西斯卡想知道更多有关妮萨的事情。我打开书，想给她翻译《妮萨》一书中的开场白，心里想：我怎样才能把昆语的意思用英语表达，再用西班牙语表达，然后再表达成盖丘亚语？我翻译了妮萨的话。我觉得弗朗西斯卡完全听懂了妮萨的意思。她笑着对我说：“她不应该伤心。在我的梦里，我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在山顶上，我能看到……我可以听到那个好看的女人在风中的话。” 重返非洲也和这片土地有关，与它的稀疏孤零有关，与它完整、鲜被人类破坏的环境有关。这片土地因为太干燥，从来都没有办法能和其他地方媲美。如果我只是在寻找美丽的地方，博茨瓦纳的多比绝对不会是我的第一选择。这里地势崎岖不平，景色一般，连可以狩猎的动物也很少，需要好好了解这个地方才能懂得她的美。 需要好好了解才能懂得她的美：除去复杂和难相处，这句话也同样适应于妮萨。但是妮萨可能也会这样说我。我们每个人都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谁都没能得到我们所期待的。但是我们所得到的那一些已经弥足珍贵了。 那些有关生死的问题呢？那些曾经高喊“阿非利加！”，让我离开年幼的孩子去寻找答案的问题呢?好吧，宇宙答案很有可能和宇宙女人去了什么地方，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找到过二者。我也没有找到“导师妮萨”“指引者妮萨”，或者是“大地母亲妮萨”。相反，我找到了“普通人妮萨”。想想吧！ 但是这次非洲之旅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在黑暗的夜里——我手里拿着日记本，旁边燃烧着篝火，我把毯子裹在腿上，围巾包在头上取暖，有老鼠过来舔刚刚洗干净摆在一旁晾干的盘子，由近及远，风中飘来人们说话的声音，是远处乡村生活短暂存在的标志，黑暗之中，穹顶之上的每一个世界里都安静地闪耀着无数颗星星——我听到了我自己的心跳声。 1989年我从非洲回来后就一直渴望能够再回那里。1993年，我做好了安排，买好了去博茨瓦纳的飞机票。然后我接到了我的肿瘤医生的电话。三周前我做了血液检查，那天他告诉我：“玛乔丽，我觉得你这一次痊愈了。”听到医生的话，我高兴得不得了，还把他的话写在日记里。 但是他在电话里说：“你的一个肿瘤标记物值上升了。你来医院吧，我们再做一次检查。凭良心，我是不能不给你做检查就让你去非洲的。”这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了，当时在我的肝部发现了肿瘤。肿瘤转移：这是我听过的最恐怖的一个词——甚至比“癌症”还要恐怖。我取消了出行计划，再没能回到非洲。如果我身体健康的话，我肯定一早就去非洲了。但是自上次非洲之行后，我内心的渴望不再那么强烈了，而且这个想法也很少再冒出来了，即使现实中我已经命悬一线。 现在，当我问自己如果我就这样早早死去的话，还有什么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内心那个声音不再高呼“非洲！”了。相反，它悄悄地说：“你就看看你的周围。不管你在哪里，答案都在这里……和你的家人、朋友待在一起……写写你的故事。”早些年里，如果有人告诉我“这里有两朵花，而花里面有你要找的答案。一朵花在你的后花园，另外一朵在非洲”，那毫无疑问，我会被非洲的那朵花所吸引。寻找答案的过程和答案本身一样重要。你就想想我在寻找答案的这一路上所要经历的那些让人兴奋的事情吧。 现在，我的精力已经只能够维持我活着了，我很感激我的后花园里也有一朵答案之花。我需要得到我所能找到的所有帮助。肿瘤转移是我生活中所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这种恐惧经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走在一座不结实的绳索桥上，桥下面是深深的峡谷，地上长着葱葱郁郁的原始雨林。如果我向下看的话，我会被吓得动都不敢动。如果我只是渴求到达鲜有人能够到达的遥远彼岸，我将会错过我现在所拥有的：我的呼吸，我的感觉，还有活着的奇迹。 我在这座桥上走着，我没有屈服于死亡。我下定决心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坚持下去，不让自己掉下去，看清光亮中的变化，听清森林里的声音，并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我这样一步步地走下去，将来能有新技术帮我打败癌症。到时候会出现一架直升机，放下一根绳索，然后把我温柔地带回到坚实的地面上。但是在那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不管这座桥看起来有多么脆弱，它只需要足够结实撑我过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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