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学兵连 千山红树万山云:我为三线建设拍了二部纪录片

栏目:旅游 2021-10-10 15: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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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钟亮

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徐有为教授前几天打电话给我,让我写一篇关于拍摄三线节目的创作笔记。这让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几年前。今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雨。我坐在窗边,写了一些感想,纪念我操作与三线相关的两个节目的那些激情的日子。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0年上半年的3月,在北京西站附近的办公室里,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开会琢磨给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栏目报送选题。我的领导罗尘是三线工厂子弟,他小时候一直生活在湖南娄底的一个三线厂,直到16岁才离开那里去往省城长沙。三线情怀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应该做一套跟三线有关的系列节目,而且当时我们在网上查询,发现国内暂时还没有大篇幅的关于三线建设的相关节目,感觉这个选题应该有可操作性,就这样,栏目组开始了《三线往事》的策划,而当时弄节目策划案的任务,不知什么原因,落到了我的头上。

说实话,当时我对三线了解不多。接到任务后,我开始“追赶”,翻书,查资料,熟悉“三线建设”这个简单的名词,逐渐了解整个运动的大致脉络。在过去的20年里,三线建设调动了无数的人力和财力,三线建设的内容庞大而复杂。作为导演,说什么,怎么说,是一个前期需要好好规划的问题。

我特地跑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请教了我之前就熟悉的一位专家,也是曾经的采访嘉宾,当代所第二研究室的陈东林主任。他一直研究共和国的经济史,还曾经写过《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对于三线这段历史,可以说相当熟悉。在陈老师的办公室,这位湖南老乡给予了我这样的后辈很好的鼓励,给我们提供不少的创作思路。大概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和调研,我先弄了一个五集的策划方案,后来又觉得五集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如此庞大的题材,又揉杂了一些新的内容,整合成了一个十集的大纲。

很快,策划案被凤凰卫视批准,拍摄《往事三线》正式成立。说来也巧,当时我正在研究另一个课题,采访了明史专家王春雨。面试的时候,他问我最近还打算做什么节目。我告诉王春雨教授,他最近一直在研究三线建设的规划方案。王教授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他哥哥王春才曾担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他是一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三线建设战线的老同志,对三线建设的相关情况特别熟悉。

当天采访结束回到办公室,我便跟王春才老师联系,简单介绍了情况之后,他对于我们要拍摄的三线题材,十分热心,答应帮我们联系相关的三线企业作为拍摄对象。

在王春才老师的协调下,拍摄计划得以迅速实施。翻看过往的工作笔记,我们摄制组于2010年6月7日飞抵成都,正式开始《三线往事》的拍摄,真正开始了与三线建设者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第二天我们随即赶往成都的郊区新都,一个叫893厂的三线工厂,采访了三位过去的三线建设者,分别是赛自晓,张崇孝和胡志仁。赛自晓76岁,另外两位同是72岁,虽然三人都年过古稀,但精神都很好,三个人都是从车间开始干起,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分别担任厂长、副厂长和总工程师。那个时候正是三线企业纷纷外迁的年代,他们三人为了使工厂从四川广元的山沟搬迁到成都附近,可谓费尽了千辛万苦。这样一些普通的三线人,见证了三线建设的兴盛与悲怆,如今他们在新都的新厂区里,过着安稳的晚年生活。

采访完三位老人,从新都回成都的路上,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的老师联系我,说是受同事倪的委托,给我们寄了一些参考书。当晚,周文龙先生不辞辛苦来到我们酒店,送来了《锦江岁月》《锦江岁月-续》《锦江情韵》三本书,都是锦江厂员工写的。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题词:“我们曾经大声歌唱,我们曾经一起创造辉煌,我们曾经一起在风暴中行走,我们曾经播种希望”。

锦江油泵油嘴厂是经原第八工业机械部批准,由上海柴油机厂负责包建、无锡油泵油嘴厂负责部分人力支援的三线企业,工厂于1966年开始筹建,1970年破土动工,1972年竣工投产,是一个典型的三线企业。2003年工厂宣布破产,历时37年,在《锦江岁月》里,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尽管火炬传递已到终点,但为理想奋斗的锦江岁月,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上。”这些锦江人,虽然厂子已经破产了,但他们团结的精神还在,总是定期的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把散落上海、无锡、成都、新都等地的锦江人组织起来,追忆过往,联络感情。

通过这些书和周老师的介绍,我们商定了第二天的拍摄计划。6月9日,我们去了晋江工厂一家以员工为代表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是胡。她的父亲是当年从上海柴油机厂出来的胡华红,是那个厂的汽车队队长。胡是第二代三线人。当她到达工厂时,她只有十岁。1971年,她的父母带着三个姐姐和胡的奶奶从上海搬到了四川。胡跟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作为一个在三线企业度过童年和青春期,技校毕业后又回到父母身边的企业,胡是一个典型的二代三线人。随着企业的常年不景气,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去了成都创业,和其他住在山里的兄弟姐妹相比,胡的生活条件要比他们好得多,但她还是经常回工厂看看,因为她不能放弃。作为典型的三线后裔,胡从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淳朴,父母的奉献精神总是激励着她成功完成自己的事业。

第二天,我们又跑到锦江厂的新都厂区,采访了七位锦江厂的老工人,大多都是70开外的年纪了,最年轻的一位也已经67岁,至今我都还记得其中几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刘光武,曾经当过厂里的领导,还有一位是当年厂子广播站的播音员,叫黄瑜,声音确实特别好听。我甚至还能回忆起,后来在机房剪辑关于黄瑜的段落时,那些同事们全都众口一词,全都在赞美黄瑜的音色。他们的故事,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情怀,大多都对当年厂子的热火朝天建设及生产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样一帮三线人,对于当年背起行囊,挥别城市,有着很高的觉悟,虽然可能今天的他们跟当年留在大城市的那些老同事相比,在物质生活上有着一定的差距,可是这些三线人,都觉得自己拥有着不一样的精神财富。

6月11日,我们又在王春才老师的陪同下,到了锦江厂老厂址所在地,采访了三位在老厂区生活的锦江人,一位是锦江厂退管站的站长陆仲晖,一位叫李云发,还有一位就是之前提到的倪同正。倪老师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原来是锦江厂厂办副主任,退休以后,一直致力于把锦江厂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周文龙送来的几本关于锦江厂历史的书,都是倪同正负责编辑出版的。通过三天跟锦江人的接触,很深刻的感触到这个工厂,其实就是三线建设时期,若干个内迁企业的典型代表,这些三线人的精彩故事,都在后来的成片里,一一做了呈现。

6月11日,在王春才老师的陪同下,我们去了锦江厂的老厂现场,采访了三位住在老厂的锦江人,一位是卢忠辉,一位是李云法,还有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倪郑桐。倪老师是个文学爱好者。她曾经是锦江厂办公室副主任。退休后,她致力于保存晋江工厂的历史记忆。倪郑桐编辑出版了周文龙寄来的几本关于晋江工厂历史的书。和晋江人接触了三天,深深感受到这家工厂其实是三线建设时期几家内迁企业的典型代表,这些三线人的精彩故事在后来的电影中一一呈现。

在成都及周边一周拍摄期间,由于王春才、倪郑桐等领导的关心和协调,整个拍摄工作非常高效。更让我感动的是,2010年6月13日,当时已经75岁的王春才不辞辛苦,坚持要和我们的摄制组一起从成都飞到攀枝花,进行下一阶段的拍摄。攀枝花是一个从三线建设起步的城市。王春才长期在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工作,与攀枝花有很多接触。多亏了王春才和当地宣传部的沟通,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攀枝花的市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电视台、文物管理所,听说我们是来宣传三线建设的,都自发的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尤其是特别要感谢时任攀枝花文物管理所张鸿春所长,积极联系,帮助我们找到最适合的采访场地,这样我们在攀枝花的大部分嘉宾采访,都固定在一个纪念馆里,省去了我们带着众多拍摄设备四处奔波之苦。

在攀枝花我们总共待了五天,总计采访了约18位三线建设者,其中有1983年至1991年担任攀枝花市市委原书记的韩国宾,有当年在攀枝花修成昆铁路的铁道兵,有煤炭行业的,有攀枝花钢铁厂的工人,总之是全国各地来到攀枝花搞建设的各式人等,我们都有接触,全面了解当年的一些建设细节,作为三线建设的这代人,他们用智慧和汗水,霸王硬上弓地在穷山僻壤建设起了一座崭新的城市,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史也成为中国三线建设的缩影,这就是他们这些三线人留给历史的一份标准答卷。

我们在攀枝花停留了5天,共采访了约18名三线建设者,包括1983年至1991年担任攀枝花市委原书记的韩客、当年在攀枝花修建成昆铁路的铁路战士、煤炭行业和攀钢的工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攀枝花搞建设的各类人士等。我们都有过接触,充分了解了当年的一些施工细节。作为三线建设的这一代,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在穷乡僻壤打造了一座崭新的城市,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史成为中国三线建设的缩影,是这些三线人留给历史的标准答案。

回京后,我们不停歇地采访了上面提到的研究员陈东林。陈老师为我们梳理了三线建设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我们采访了三线军工公司的三位代表,分别是、汪曾苏、冯。

三线学兵连是关于三线的一个特定历史名词,上个世纪70年代初,陕西省动员25000名初中毕业生,到秦巴山区修建襄渝铁路,襄渝铁路当时是三线建设的重点战备工程,而这些年轻的初中毕业生按照部队编制,组成了141个连队,被称之为“三线学兵连”。同时通过七弯八拐的关系,我要到了摄影家陈家刚的电话。

作为一名摄影师,陈家刚一直关注着三线。他通过构图巨大的照片,展现了人与自然、大城市之间的毁灭与疏离。与过去和现在相比,陈家刚的“三线作品摄影展”多次在国内外多个地方展出,对三线建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宣传效果。

听说我们是做关于三线的东西,作为三线的亲历者,几乎从不接受电视媒体采访的陈家刚破例跟我们聊了两次,而且第二次的采访,是陈家刚自己要求的,他觉得自己在第一次的采访过程中,有些表达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他这些年拍摄与三线相关的作品中的所思所想。

除了像陈家刚这样的摄影师,我们还找到了两位和三线有关的导演,王小帅和贾。王小帅从小在三线工厂长大,后来拍摄了三线电影中最著名的作品《青红》。我们走访一些三线企业的时候,很多三线的人跟我们说这部电影,说电影里的细节跟他们当年的生活一模一样,贾拍了《二十四城记》。对于工人和三线建设,像贾、王小帅这样的电影导演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与三线建设相关的前期采访和拍摄大致完成,累计采访嘉宾超过五十位。当然拍摄过程中也有遗憾,比如我们曾经想去另外一个典型的三线企业,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拍摄,可是几经联系,他们集团的宣传部依然拒绝了我们的申请;另外重庆正在考虑修建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我们也计划前往拍摄,可是联系之后,发现他们的博物馆还停留在筹备阶段;还有贵州的六盘水,也是一个典型的三线城市,原本攀枝花拍摄结束后,我们就计划直接前往六盘水,可惜当时多方联系,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而最终搁浅。

经过近一个月的后期制作,《三线往事》终于提交试播。根据领导要求经过几轮修改,2010年9月6日至9月17日,《三线往事》在凤凰卫视中文频道首播。请允许我抄一下这十集的标题,第一集《千里马》,第二集《千山万水》,第三集,

作为国内第一部大型反映三线历程的专题片,这套总时长将近三百分钟的节目,在众多关注三线的人群中,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节目播完后,王春才老人特地给我打电话,说了好些溢美之词,而我的内心,始终只有感谢。没有王春才、陈东林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这套节目根本没有成片的可能,能为三线建设的研究,起到一点点“助燃”的作用,作为我们媒体从业者,也算是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原本以为《三线往事》只是我记者生涯很多节目中的常规操作,没想到四年后,我又一次与三线取得了联系。

2014年的春节刚过,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给我打电话,说是通过王春才要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同时从陈东林老师那里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碟片。他一直从事小三线的研究,看过我们做的大三线节目,问我是不是还有兴趣再做一套关于小三线的节目。后来他到北京出差,还特别约见我,诚恳劝说。

虽然题材有些许重复,我们栏目组担心很难做出新意,却经不住徐教授一通忽悠,我又一次拿起了三线这个命题作文。同样是经过与徐教授的几次邮件沟通,确定了选题的大概方向,我跟摄制组就在2014年3月下旬,去往上海,开始了小三线选题的拍摄。有意思的小细节是,五年过去了,去上海拍摄小三线的摄影师,还是当年跟我一起去成都和攀枝花拍摄《三线往事》的摄影师景岩,他也算是为三线的节目尽心尽力了。

虽然题材略有重复,我们栏目组担心很难出新意,但我受不了许教授的忽悠,于是再次拿起三线命题作文。还有,经过与徐教授的几次邮件沟通,确定了选题的大方向。2014年3月下旬,我和摄制组去上海开始拍摄三线选题。有趣的小细节是,五年后,去上海拍小三线的摄影师是景岩,和我一起去成都、攀枝花拍《三线往事》的摄影师。

徐有为教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筑材料整理研究”的首席专家。多年来,关于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一直是他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小三线建设上的材料和人脉极其丰富。他帮我们联系了很多参与过小三线建设的有经验的人,然后回到上海定居。

我们经过挑选甄别,最后在上海这个硕大的城市里,东奔西跑,采访了大约十几位小三线建设的参与者。结束上海的拍摄,2014年3月26日,徐有威教授又联系了一位名叫刘金峰的上海小三线二代,他非常热情地陪同我们摄制组一起从上海赶往当年的小三线工厂光明机械厂所在地的安徽绩溪。在安徽绩溪,我们走访了包括光明机械厂在内的几家老的上海小三线工厂,拍摄了数位留在当地生活的的上海小三线工人和当地的农民,同时包括昔日安徽当地和上海小三线有关的领导和亲历者。与那些回到上海的采访嘉宾,他们从叙述语气到生活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就这样,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拍摄。

两个月后,徐有威教授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陪同我们摄制组到了湖北襄樊的一个典型小三线工厂:湖北卫东机械厂,也叫国营第846厂采访摄影。在该厂老宣传干事,且一直从事小三线资料搜集整理的杨克芝同志的大力帮助下,我们采访了二十多位该厂的退休员工,其中有老厂长、有当年的总工程师,还有很多是当年的工人。我记得在采访一位劳动模范的时候,他老人家激动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两个月后,徐有为教授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陪同我们的摄制组来到湖北襄樊一个典型的三线小工厂:湖北卫东机械厂,也叫国营846厂。在工厂老宣传干事、一直从事三线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杨克志同志的帮助下,我们采访了20多名工厂退休员工,包括老厂长、当年的总工程师以及当年的很多工人。记得采访一个劳模,他老人家激动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在徐有威教授的热情帮助和协调下,小三线节目完成了前期的拍摄工作,经过紧张的后期制作,节目顺利完成。我还记得当年给这套小三线节目取名,颇费了一番心思。第一次我取了个《梦里花落知多少——小三线记忆》,领导看过之后直接否了,说太俗;后来我跟朋友去看了当时大热的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山河故人》,我觉得也挺契合这个主题,然后把片名改成了《山河故人——小三线建设往事》又报了上去,领导还是给否了;这可把我给愁坏了,想了好几天,一无所获,碰巧有一天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翻阅杂书,正好看到韦庄的一首诗:千山红树万山云,把酒相看日又曛;一曲离歌两行泪,不知何地再逢君?我感觉这意境,岂不是跟小三线人的感觉十分相似吗?三线建设的场地,都在深山老林里,千山万山望去,红叶一片白云悠然,这深锁的寂寞何其相似。一曲离歌两行泪,不知何地再逢君?到今天,当年那些参与三线建设的老同事们,已经天各一方,情深的挚友,依依的离情,不知何时何地才能再次相逢。我如释重负,有一种妙手偶得之感,赶紧把《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的片名报了上去。可能审片的领导也心有灵犀,一下子就通过了。

在徐有伟教授的热心帮助和协调下,小三线节目完成了前期制作工作,经过紧张的后期制作,节目顺利完成。我还记得给这个三线小程序起名花了很多心思。第一次拿了一本书《梦里落了多少花——小三线记忆》。领导看了之后,直接拒绝,说太俗;后来,我和朋友去看了贾导演的电影《山河故去》,当时很火。我觉得挺适合这个题材的,于是把片名改成了《山有可能离——小三线建设的过去》,重新报道了一遍。领导还是没有给;这让我很难过。我想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一天,我碰巧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杂七杂八的书。刚看了魏庄的一首诗:钱山的红树林,满是山和云,酒又看起来不好;一首《两行泪》,不知在哪里再次遇见你?我感觉这个意境,是不是很像第三个线人的感觉?三线建设的地点都在深山密林中。从千山望去,红叶是白云,悠然自得,类似深锁的寂寞。一首《两行泪》,不知在哪里再次遇见你?到现在,那些当年参与三线建设的老同事已经分开了,是感情很深的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再见面。我松了口气,觉得自己的手很棒,于是赶紧报出了“千山红树林云”的标题——“小三线”青春回忆。可能审查这部电影的领导也有推心置腹的关系,一下子就通过了。

201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小三线建设50周年纪念时刻,五集长片《千山红树云-》小三线《青春的回忆》在凤凰卫视凤凰视觉栏目正式播出。虽然我第一次去上海拍戏已经一年多了,但节目播出得还算顺利,算是把答卷交给了徐教授的命题作文。至于观众能给多少分,我也不知道。然而,在发给我的邮件中,三线重要采访嘉宾刘金凤表示,三线有目击者看了五集节目,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有种戏演完了还想看的感觉,感觉很失望。”。

徐有威教授回来曾经告诉我一个小故事。他告诉我,在这个五集纪录片播放前夕,他告诉他的老朋友的上海小三线原八五钢厂的第一副厂长兼许汝钟,说这个纪录片播放后不久,您就会接到您在美国的一些老同事的越洋电话,说在凤凰卫视节目中看到您出镜讲话。果不其然,许老师真的如期接到了这个越洋电话。他非常惊奇地问徐有威教授为什么。徐教授笑着解释道,凤凰卫视是中国境外最大的中文电视台,很多上海老人退休后去美国帮助儿女带第三代,这个凤凰卫视是他们时时刻刻关注的。您肯定会有一些老同事在美国发挥这类的余热。他们一旦看到小三线几个字,一定会目不转睛看的,再一看到上海八五钢厂:哈,看,这不是老许吗?

徐有为教授还告诉我,有一位在上海一家小三线企业工作的安徽女职工曾经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女儿看到妈妈的采访,出现在凤凰卫视的时候,激动地尖叫了一声!

五集专题片《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在凤凰卫视的北美台和欧洲台都播放过。据说还成为中国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移民史课程时,给大学生播放的参考影片。由此可见这个纪录片的影响力还是不错的。

时间确实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今年已经是2020年了,但我还能回忆起2010年和2014年拍的照片。比如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宿舍楼后面的青苔,四川攀枝花几次采访前老人争相发言,安徽绩溪光明机械厂破旧的员工宿舍前,湖北襄樊卫东厂保存完好的厂房里,文革时期,我非常感谢徐有伟教授给我这个回忆过去的机会;也感谢曾经帮助过《三线往事》和《千山红树林万山云》两个节目的人——“小三线”的青春回忆;感谢真正参与三线建设的创作者。多亏了你们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和平环境和这两套与你们有关的节目。谢谢你。

作者系1978年出生,湖南人。编导,曾为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国内一流纪录片栏目制作大量节目。

本文选自徐有为、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文: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