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大话:刘新英
柏林爱乐乐团前首席小提琴手赫尔穆特·斯特恩于德国当地时间3月21日在柏林逝世,享年91岁。
斯特恩的职业生涯可谓辉煌。20世纪50年代进入以色列爱乐乐团,与著名音乐家祖宾·梅塔、海菲兹、梅纽因、鲁宾斯坦等合作。1960年进入柏林爱乐乐团,后成为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与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长期合作。1993年,他被授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勋奖章。
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柏林爱乐乐团董事会主席亚历山大·巴德说:“赫尔穆特·斯特恩是卡拉扬时代杰出的音乐家,在各个方面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犹太人被迫害屠杀后,他回到德国,成为我们乐团的一员。他树立了和解与宽恕的独特榜样。考虑到这一点,他还在1990年作为乐团主席发起了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次以色列之旅。此外,在音乐会舞台上,赫尔穆特·斯特恩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管弦乐队,特别是其民主自决。他退休后,仍然和我们很亲近。我们哀悼一位朋友、伟大的同事和重要的当代证人的去世。”
在柏林
斯特恩去世的消息传来,千里之外哈尔滨的朋友圈都点起蜡烛刷屏。对于哈尔滨人来说,他们怀念的不仅仅是一位技艺超群的音乐大师,更是一位情谊深厚的同道。
赫尔穆特·斯特恩
天才少年,乱世去哈尔滨
斯特恩用手指着哈尔滨
斯特恩,犹太人,1928年出生在柏林的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父亲是声乐老师,母亲是钢琴家。所以,小斯特恩的音乐天赋是没有悬念的。五岁时,他妈妈开始教他钢琴。9岁时,作为学校里最有天赋的孩子,他获得了一把小提琴,这是一个慈善机构捐赠的。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开始遭受可怕的屠杀。自1933年以来,斯特恩一家一直在为逃跑而斗争。斯特恩斯看到他们的父母每天给世界各地寄信,但只有中国给了他们答案。
14岁,在自家院子里练钢琴
1938年,母亲收到了当钢琴老师的邀请,虽然只是一张纸空,但凭借这个机会,一家三口终于逃出了纳粹的魔爪,他们第一次去了上海。斯特恩仍然坚持每天练习钢琴。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让一个犹太富翁喜欢上了,想收养他。斯特恩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建议”。然后,他们来到了哈尔滨。
斯特恩夫妇最初的住所是上犹街41号院的一栋小木屋。当时哈尔滨的犹太人很有钱,不是医生就是商人。相比之下,吃艺术餐的斯特恩夫妇非常贫穷。起初,他们不得不依靠犹太同胞的救济一日三餐,直到父母找到教师的工作。斯特恩从小就知道赚钱养家。他经常去酒吧、夜总会和酒店玩,也去婚礼取乐。
1939年在哈尔滨
哈尔滨根本没有埋没斯特恩的音乐才华,反而给了他一个很高的音乐平台:众多优秀的音乐人,被压垮的世界级音乐会,还有起点很高的小提琴老师特拉赫·简伯格——圣彼得堡原玛丽·金斯基剧院首席小提琴手。他和著名的表演者凯菲一样,凯菲是斯特恩的偶像。
和我的父母在哈尔滨
14岁时,斯特恩举办了他的第一场演唱会,站在舞台上,小男孩的腿在颤抖,但他演奏了所有同龄人无法比拟的高难度歌曲。虽然他得到了掌声和赞扬,斯特恩仍然为自己的怯场感到羞愧。特拉赫坚持让伯杰幽默地安慰他:“不要只想到台下的观众像法官一样审视你,你也可以试着认为他们都光着身子坐在那里!这样想,你就不怕了。”作为一名教师,斯特恩加入了哈尔滨交响乐团和哈尔滨音乐学院。
哈尔滨犹太同胞的雪橇,斯特恩在中间
特拉克·简·比尔格对斯特恩的才华非常乐观,并按照伟大艺术家的理想致力于培养他。以至于在1945年前后,当斯特恩被生活所迫,在餐馆、咖啡馆甚至妓院弹钢琴伴奏时,特拉赫·简伯格既失望又愤怒,拒绝给斯特恩上课。
从10岁到21岁,斯特恩在哈尔滨度过了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斯特恩于1948年随家人离开哈尔滨,随后移居以色列和美国。1961年,他被柏林爱乐乐团录取。1986年,他成为世界顶级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直到退休。
回柏林后结婚
犹太人的感激之情连续四年将艺术礼物带回哈萨克斯坦
1979年,当中国再次向世界敞开大门时,斯特恩得知自己将有机会随乐团访问中国,演出地点是北京,但他把目光放在了哈尔滨。他向大使馆恳求,希望顺便参观一下他的家乡。
1979年在北京
在北京,斯特恩遇到了中央乐团小提琴手杨牧云,他是前哈尔滨的同学。演出结束后,斯特恩和两位队友来到哈尔滨,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带着凉爽的十一月空氛围,熟悉的土坯房,略带东北官话..................................................................................................................................................
斯特恩哈尔滨之行的第一站是他的故居:上犹街41号院、中国三岛街13号三楼、赵霖街69号、渠县街81号院。老房子里住着另一家人。浴室和厨房正在装修。他自己的小屋变成了鸡舍。他的童年和昨天一样清晰。当他无意中看到母亲从柏林留下的窗帘时,他不禁泪流满面。
1979年,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
在你经常去的马迪尔酒店,你看不到这么多金发碧眼的欧洲人,但很多年前,这里是邀请重要客人的地方。斯特恩邀请了他所有留在哈尔滨的老朋友在曼迪和他们会合。
在歌剧院,斯特恩看到哈尔滨同事的工作条件很差:乐器缺少零件、乐谱,甚至无法复制,也没有半完美的钢琴。一方面,他鼓励大家:“朋友手里的乐器很差,玩这样的乐器不容易。因此,我们应该两次表扬朋友的表现。如果没有好的乐器,我们自己也不会弹得很好。”一方面,我默默地写了下来。
1980年哈尔滨故居
老同学范胜宽让斯特恩听儿子的钢琴演奏。斯特恩发现,这个17岁的男孩非常有天赋和技巧,但在中国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生涯后,出现了一些障碍。
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心存感激。这座城市曾经让他们一家人实现了“活下去”的愿望。他在这里的旧犹太教堂完成了一个犹太男孩的“确认仪式”。他在这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初恋,完成了一个艺术家最初的艺术启蒙和生活沉淀。如今,第二故乡已成废墟,这里缺了什么他都会给。
斯特恩在哈尔滨,左一位是省外办副主任李庆贵
1980年7月,“哈西亚”举行时,斯特恩带着一架钢琴、乐队零配件、三套完整的小提琴制作设备和奖学金、装满箱子的乐谱,以及他对“家乡”开放坦诚的建议回来了。我省著名音乐家刘克吉回忆说:“在一次招待会上,他在讲话中说:‘看到哈尔滨发生的巨大变化,我感到非常高兴。但如果到处都是酒店、宾馆、银行,却看不到博物馆、音乐厅,那还是贫穷、文化贫穷。" "
斯特恩与同事在哈尔滨歌剧院合影
在哈尔滨演讲时,斯特恩的翻译遇到了一些困难:现场的德语翻译不熟悉音乐术语。幸运的是,从小周游世界的斯特恩可以在六种语言之间自由切换:德语、英语、希伯来语、俄语、汉语和日语。或许他在童年时就想到了“俄语”语境中的哈尔滨,于是斯特恩突然起身用俄语问道:“你们谁会说俄语?”当时,乐团常任指挥刘克基主动找上门来,承担起翻译的重任。斯特恩认可刘克己的俄语水平和音乐知识,再次来到哈尔滨时,他让刘克己点名翻译。“他不止一次说:‘我是哈尔滨人!’我不知道我回来过多少次,但我在哈尔滨见过他的最新照片是在1995年。”刘克己说。
第二次回老家,斯特恩坚定了之前的决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将不遗余力地引进有才华的中国年轻人到欧洲留学。饶岚、、范、、于静...这些在国内外音乐界家喻户晓的中文名字,因为有斯特恩的推广和介绍,在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刘克己为斯特恩翻译
就因为斯特恩“多看了他一眼”,中国诞生了第一位钢琴制造大师
1982年,手风琴演奏家阎石致力于钢琴调音,这给第四次回哈的斯特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立即向省歌舞剧院提出,要带这个年轻人去德国学习钢琴制造。
多年后,已经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钢琴制造商的阎石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讲述这段奇遇:他们一句话也没单独说,阎石当时也从未接触过钢琴制造商,所以斯特恩认定了他,不允许换人。事实证明,斯特恩的眼光是如此犀利。两年后,阎石成为第一个被德国工厂认可的中国学徒。几年后,评委们以前所未有的“完美”点评,宣布中国首位世界级钢琴制造大师诞生。阎石从德国副总理手中接过证书,于1998年回国,成为德国施坦威钢琴公司的首席质量检验员和亚洲代表。此后,在中国演出的世界顶级钢琴家很少抱怨钢琴质量问题。
中国第一位钢琴制造大师阎石
对于这位恩人,阎石发现很难只用“谢谢”来表达他的感情。刚到德国时,斯特恩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你是我的家乡人,我和妻子必须亲自下厨,你不用担心吃住问题。”由于忙于学习和东西德统一,阎石拿出空从汉堡来到柏林,直到公司放假。在斯特恩的安排下,阎石住进了法学教授王文田的家中,并结识了柏林大学经济学家、张大千的侄子于忠烈。在德国,斯特恩有一个“中国朋友圈”。在家庭宴会开始前,斯特恩特别自豪地向柏林爱乐乐团的同事介绍阎石:“这是一个来自我家乡的人。”饰演类似“工会主席”角色的斯特恩,在乐团里有话语权,也保持着“哈尔滨人”的坦诚性格。阎石回忆说:“他告诉我,在饭做好之前,我会先和同事们开个会。我们在和卡拉扬战斗。他想要一个女性单簧管加入,我们的几个主管不同意。”这在当时的世界音乐界引起了轰动,因为交响乐团中很少有女性单簧管演奏者。
和卡拉扬一起排练
也是在斯特恩的推荐下,阎石获得了进入柏林爱乐乐团观摩学习的机会。在角落偷艺的那天,他遇到了后来的大指挥家唐慕海。“在我准备返回汉堡的那天,斯特恩联系了王文天,说希望我能晚一天离开,因为那天晚上柏林广场有一场美丽的烟花表演。他给了我一张票,一张昂贵的票,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我改签火车票,王文天挤进广场看烟花。哇,这是一场难忘的表演,太美了。”
2003年,斯特恩的自传《断弦》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斯特恩在德国许多地方巡回演讲。以音乐家另类的笔法,画出了一幅生动瑰丽的“环球浮世绘”,也让世人认识了他的第二故乡哈尔滨。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音乐本身,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的高度赞赏和满足。
这些年来,斯特恩一直很忙,所以阎石选择把尊重和感激记在心里,他不能不打扰他。“王文田教授曾经告诉我,他们在街上相遇时,斯特恩也提到了我,说我知道我是大师。他说这简直不容易,特别为我高兴,也为我的老乡感到骄傲。”
现在老朋友走了,阎石就因为疫情滞留在德国。“我正准备联系柏林的朋友,争取参加他的追悼会,但现在德国对疫情有严格控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阎石说,斯特恩的一举一动都体现了古典音乐严谨的逻辑。“当他在家时,他打开钢琴对我说,你在斯坦威学习。我的钢琴叫贝森多夫,也是一个不错的品牌,更适合我们琴弦的声音。”后来,阎石成为贝森多夫在中国的总代理,致力于推动中国钢琴制造技师教育,在多家音乐院校担任客座教授。作为中国唯一的世界钢琴制造商,阎石希望自己的“荣誉”能很快结束。
一个犹太艺术家和一个中国城市的关系正以同样的姿态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