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术期刊之本质，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量化思维盛行的计量时代，却成为业界的持续性热门话题。体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量化评价体系被行政性异化，成为绝对性、排他性甚至强制性评价标准，而被抬升至宰制性地位，形成事实上的“一刀切”式“量化剃刀”，以之格式化地裁切所有期刊，而无视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学科特性不同、风格迥异所造成的差异化发展生态。对于深陷外部评价困境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而言，走“小综合，专题化”的“中间态”办刊路径；以问题凝练学科，而非以学科切割问题；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获致集约与集群效应；以凸显特色、个性和品牌为前提的“归核化”经营，构建以主导性问题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也许是跳脱这一困境，固守和张扬期刊自我风格的主动性与主体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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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景熙，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文史哲》杂志副总编辑

原 载 | 《澳门理工学报》2020年第3期，第110-122页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从业者来说，如何理解和对待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决定了我们将如何塑造一份学术期刊。从对事物的认知，即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它应该是一个有生命、有品格的活泼存在，更重要的是一个主观存在。也就是说，它要有主题、有品格、有出版，要有自己的学术追求，以物化的形式塑造成个性化的精神存在，以承载和践行其丰富和繁荣学术事业的使命。

因此，就其存在的价值和使命而言，学术期刊所最不应当成为的，是从业者借以追求功利性外在目标的工具性客体——学术期刊这一事物自打出现以来，就未曾被赋予这样一项职能。当然，那种一两页一篇，一本期刊一期发表上百篇的所谓论文，肯定已经不能再被定义为学术期刊了。就此意义而言，从业者只有以上述眼界来看待、认知进而经营和建设一本学术期刊，才有可能使之成为富有其本原价值的物质呈现和精神质性；进而，从业者的存在意义和职业价值才可得以最深层次的认知与发掘。在这里，从业者的存在意义已经与期刊的学术价值融为一体。

学术期刊的本质，原本不是问题，在计量思维盛行的计量时代，意外变成了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及其从业者来说，在量化评价的格局下，左撇子和右撇子、节节败退的尴尬更是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探讨计量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及其突破路径显然是必要的。本文旨在将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置于大数据的历史场景中，尤其是计量时代，考察其生存发展现状和困境，探索其解决之道，展望其未来可能的前景。

一、计量时代、计量思维与量化评价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了以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信息社会。中国大陆作为后来者，在世纪之交以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方式全面进入信息社会。这个只持续了20年的信息时代，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尤为漫长。究其原因，就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里，出版业经历了从大数据时代到计量时代的两次转型！

无疑，我们早已迈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时代。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与飞跃，“大数据”成为这一时代的新特征，表征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如果说，信息社会的初期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以信息技术为主体，重点是创造和开发知识；那么，信息社会的近前阶段，则是在创造与开发知识的同时，转而进入数据应用与无限扩展的新场景。因此，有人把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称为“数字文明时代”，因为它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全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由互联网应用这种生产方式所促生的新的生产关系，定将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必将影响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世界格局的改变，因此人类必须面对数字文明时代来临时的一切现实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新场景可以以此为基础分为“大数据时代”和“测量时代”。或许，依靠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和准备，从信息时代开始衡量时代，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前者的特点是形成以海量信息为资源的客观数据库，为政府、社会和公众提供简单的数据服务；后者的特点是基于海量信息的筛选、测量和评估，从而形成了依赖大数据的所谓量化客观评价特征。从评价和审视事物的角度来看，把现在的时代称为“测量时代”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几何级数的数据爆炸和便捷的网络检索，还涉及到基于数据标准化分类的数据度量和评价。这样，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定义“测量时代”。

要弄清“计量时代”之所指，首先需要明确“计量”之要义。按照“百度”提供的定义，所谓计量，即利用技术与法制手段实现单位统一和量值准确可靠的测量。任何测量都要有一个统一的体现计量单位的量作为标准，这样的量称作计量标准。而计量之要旨，仅仅有计量单位的量的标准是不够的；它更加须臾不可离的，是量值的传递和保证量值统一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规程和法律制度。失去规程和相应法度的规定与推行，计量标准便只具有形式意义。

所以，所谓“测量时代”，就是以海量数据信息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工具，以数据测量为标准，对一切事物进行测量、评价和检验的时代。比如经济领域广泛存在的GDP考核、行政领域的“一票否决制”、高等教育领域的年度综合排名、科研领域的“源刊”发表文章数排名等等。这样一个以数据为标准，用数据说话，只遵循测量的时代，难道不能称之为“测量时代”吗？

如果我们认可这样一种基于技术的文明形态，那它也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文明形态。原因很简单，它基于一种以量化评价为特质的同一性思维或一元化思维。这种思维在哲学上看无疑是有欠发达的思维形态，而以此种思维方式所呈现出的文明形态，能够称得上高级文明形态吗？

计量时代只是这个时代的主导特征。其隐蔽性在于无处不在的计量思维及其量化评价。

所谓计量思维，概指凡涉及对于事物与人的行为的定评，均以计量或量化为衡量与取舍之首要标准的理念或思想。前述广泛存在于经济领域的GDP考核等等，无不是拿数据说话之计量思维的产物和作为，进而形成风靡一时之量化评价。

所谓定量评价，是指通过设置评价要素、分析数据，描述和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结果，进而得出定量结论的评价方法。即在评价一类事物或现象时，先从数字上进行分类；然后在相似元素之间进行定量比较；最后完成总排序，从而体现其优劣，从而发挥评价的作用，达到量化评价的效果。各省GDP年增长率的横向比较和排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GDP排名关系到地方政府及其一把手的政绩考核，关系到地方政府一把手的前途命运。因此，不难理解近年来日益疯狂的“GDP崇拜”现象。

量化评价又被称作定量评价，从而与定性评价相对应。比起带有主观性和或然性的定性评价，由于量化评价具有模块化、公式化、计量化、定量化、形式化因而简便易行的独特优势，深受相关管理部门、统计部门和评价体系的青睐而风头正劲。但正是因此，它的弊端也同样显明，兹容后叙。

二、量化评价:是一种自有评价

计量思维与量化评价风潮的盛行，表现在与学术期刊界切近的科研领域，那便是教学科研单位之间、学者个人之间仅限于来源期刊之发文的量化比较、竞争与考评。这一风潮，发端于量化评价体系被行政化之后的本世纪之初。自此以后，如何挖空心思地进入来源期刊方阵，或者不被这条“客船”无情地抛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淹没，成为所有学术期刊办刊人的心结。其偏执之至，以致于原本代表着学者学术积累之最高水平的学术专着的写作与出版，因为在考评过程中并不被作为首要考核要素计入量化“工分”，而遭致普遍性冷落。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2011年曾经不无忧虑地讲过一个有关学术人才评价的故事，并且委婉地指出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的问题之所在：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一次评职称，有个同事叫嚷：“我有一百万字。”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论字数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照这么说牛顿根本不用评了。而且万有引力定律搞了十七年，按照我们的规定他十七年都评不上。爱因斯坦的晚年要搞统一场论，结果没有成功，但没成功他仍是第一流的学者，放在我们现在的体制里就行不通。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等于转到一个新的轨道上来，可是还没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新办法。

在国际学术期刊的定量评价中，SCI和SSCI是最重要的指标。就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而言，国内量化思维及其评价体系在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的萌芽和尝试始于上世纪末，至今已有20余年，并已扎根并主导江湖。蓦然回首，似乎在一瞬间。经过短短20多年近乎激烈的竞争和较量，以A、B、C为代表的三足鼎立的量化评价体系格局逐渐形成。就现状和看得见的前景而言，在三者中，C杂志尤其占据和锚定了更强的优势地位。如今，各类科研单位及其主管、主办部门，在评价各级科研成果时，都以期刊C作为衡量成果数量、优劣的标尺。虽然每个学术赞助商都有自己的期刊分类目录供内部掌握，但不在期刊C的范围内..

这样的评价体系设计，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以刊评文”的奇特现象。换句话说，只要是发表在来源刊的文章，因其“出身高贵”，便是好文章。这种“文以刊贵”、“人以文贵”之“唯出身论”、“唯成分论”的不合理评价取向，早已为国际学界所诟病。本庶佑曾深有感触地说，有一种倾向，认为文章发表在有名的刊物上就是一流的工作。但是，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这是因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论，因此不受人待见，评审员会给你提很多负面的意见，你的文章也上不了顶级刊物。迎合时代风向的文章比较容易被接受，否则的话，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获得认可。我认为《自然》、《科学》这些杂志上的观点有九成是不正确的，论文发表十年之后，还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只剩下一成。但在同行评议制度尚不成熟的国内学界，“以刊评文”便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从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本身的发展来看，其“初衷”不是评价，而是数据服务。包括SSCI在内，其初衷是为作者更合理、更准确地选择投稿期刊提供数据参考。或许，正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这些平台从数据库向评价体系转型提供了外部环境条件。当然，也不能排除数据库的服务功能向评价体系的评价功能转化中隐含的主观权力追求和获取冲动是完成这种转化的更根本因素的可能性。

换言之，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初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便利于文献检索的引文数据库。一方面，它为图书馆、阅览室和读者订阅期刊，为作者投稿提供了一个关涉期刊质量与发稿趣尚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它让办刊人直观地了解到以影响因子为表征的客观数据指标，由此从一个侧面清晰地研判一本期刊在业界所处的位置与状况、优长和不足，以便办刊人作出针对性的应对举措，这是数字时代所带来的数据便利。也因此，客观地说，评价体系的出现与存在，对于学术期刊质量的正向激励作用不容否认。虽然，评价体系各有不足，但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问题的要害，更在于量化评价指标与由此所生成的来源期刊目录的行政化滥用，使得评价体系失去了其本来的民间评价的性质，变形为带有某种权力属性的官方评价，从而造成诸多意想不到的弊端与后果。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量化评价体系自身的先天性弊端。

我们知道，定量评价体系一般以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年度指标、被引半衰期作为评价指标，来评价一个期刊是否被短列为源期刊。其中，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是关键指标。

这类指标体系的先天性不足或弊端，一是“唯量化是从”，或以定量评价为主、定性评价为辅，形成事实上的“一刀切”式“量化剃刀”，以之格式化地裁切与打磨所有期刊。因此，在评价过程中，忽视了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学科属性不同、风格迥异所造成的差异化发展生态，消解掉期刊的个性风格与特色，尤其不利于人文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在此“剃刀”面前，诸多老牌人文学术期刊在究竟是保持既定传统风格，还是丢掉自身传统转而谋求适应评价体系的裁切之间踌躇旁徨。难怪有同业主张，评价体系应恢复其数据库之本来面目和相应的服务职能，而把评价权交还给业界同行。

第二，它扭曲了“学术的使命是将新知识应用于普通教育和公共事务”的本质。学术期刊繁荣学术事业的根本目的在业内没有认知障碍，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大问题。为了学术繁荣而办刊，或者保留或进入源刊，使每一个在其中的期刊人不得不不时处于焦虑和彷徨的状态。是遵循学术期刊的自然生长演化规律，在差异化竞争中办出特色期刊，服务于学术事业的繁荣；还是抛弃这些本质追求，转向自己的兴趣，按照评价体系的格式化指标要求“放大强化”自己的数据？

三是形式评价压倒内容评价，外部价值偏好评价压制内部价值偏好评价。在现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下，如果一个编辑部不胜量化考评压力，那么它在选取稿件的时候，首要的衡量和选择标准，恐怕不是同行评议所看重的，以观点、材料、方法为表征的学术成果的原创性和创新性，也不是看该学术成果对于学术研究是否有所推进，概而言之，即文章的学术性；而是看文章选题是否切合当前的社会热点，观点是否足够耸人听闻，刊用之后是否会有足够高的引文率等等，这些学术之外的、过眼烟云般的要素。如业者所谓：“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知识生产受到学术评价机制的影响，引用率等指标对办刊理念和选稿方向等有误导作用。”

换句话说，难道我们不能把对学术繁荣和高影响力因素的追求统一起来，使它们相辅相成吗？我认为，除了专业期刊，至少就人文综合期刊而言，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因为，在人文综合学术期刊的阵营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对于那些擅长人文学科的期刊来说，坚持既定的风格、坚守人文体系就必须牺牲影响因素；在追求影响因素时，必须抛弃文化遗产和传统，牺牲既定的风格，走向应用学科的位置。这样，“我”就会“非我”。

继而，再来看看民间量化评价体系被行政化、披上权力的光鲜外衣、被定格为宰制性评价标准之后，对于学术期刊办刊目的的进一步异化。

当数据库量化评价固有的“量化剃刀”简单性和可操作性与行政部门官僚化、形式化的评价偏好相吻合时；因此，当计量思维和定量评价从民间评价转变为官方评价体系，甚至成为唯一标准时，那么从通用数据库或评价体系向主导评价体系的转变就成为必然。当然，这也是很多数据库的追求。

笔者以为，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在于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与保障条件，而非介入学术评价过程。之所以介入其中，在行政管理部门看来，或者管理就是服务的应有之义；或者来自官方的评价才是最为权威的评价。当然，也或者按照保守主义的看法，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总是按捺不住试图去增进私人利益的冲动：“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

正是制度因素的介入，使量化评价体系异化为行政化或官僚化的评价体系，成为一种绝对的、排他的甚至是强制性的评价标准，被提升到评价学术机构、学者或学生个人的主导地位。判断期刊的优劣是合乎逻辑的。仅仅采取这样一种外在的、简单的甚至是广泛的评价形式来决定甚至决定一个期刊命运的起伏，是令人尴尬的。

以行政为主导的学刊评价体制，其实质乃是一种最简化、实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客观、中立、科学，甚至“去价值化”。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且又极为复杂的思维活动，因此对于它的评价，充满价值性判断，只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学术公共空间之中获得其内在尺度，而无法用一种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来评估和衡量其高下优劣。

此外，以行政为主导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导致了“反智主义”的加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内“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申请官方项目经费的等级/金额是衡量“奖学金”的主要标准。民国文人惜墨如金、积财的严谨学风，已被“积财”的浮躁风气所取代；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主任傅斯年要求新来的年轻教师三年内不要发表文章，而文章已经被“要么发表，要么出去”所取代。

其结果是，不惟大学教师早已沦为“挣工分”的“计件工”，学术期刊也沦为烧制砖瓦的流水线式“砖瓦厂”，期刊从业者则沦为“砖瓦厂”流水线上的搬运工。而行政力量介入其中的计量评价，所形成的“量化剃刀”式“一刀切”负效应，对于期刊生态的异化，较之自发性民间量化评价，无疑是大巫小巫之异。

一方面，行政色彩浓厚的“两年影响因子”量化评价偏好过于关注期刊的当下影响力，而不关注期刊的历史学术贡献，即学术史价值，导致出版界只追随“影响因子”，盲目追求新、媚俗于时代和世界，追逐焦点和热点，导致忽视甚至阉割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这种片面的行为被詹姆斯·威尔逊称为“选择性注意”。这样，客观上削弱了期刊纯粹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史价值的锚定，甚至限制了期刊人长远办刊思路的规划布局，大面积缺失战略思维。

在中国，自学术期刊作为新生事物产生，直到量化评价体系出现之前，将近百年的历史时期，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基本上是由学界同行以及以之为主体的读者来进行和完成的。当然，刊界同行在此时也是以读者的身份参与期刊评价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读者的口碑来形塑一本学术期刊的学术声誉与社会影响力。正因如此，也就不是一把尺子量天下。由读者来评价，在他的眼中，就只有所刊论文之质量的优劣、创见的有无，编者是否具备善于发现和引领学术思潮的眼界，以及期刊的特色是否鲜明、质量是否恒定，而不抱持任何功利目的。

近年来，由于定量评价的形式弊端，回归以内容评价为主的定性评价已成为国际大势。2015年4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莱顿宣言》是转向“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的重要信号。在2019年世界顶尖科学家莫比乌斯论坛上，201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呼吁:“作为学者，我们依靠学术界同事的评价来获得薪酬、资本和晋升机会。我希望思考学术在评价学术文章中的作用，而不是使用扭曲的学术期刊影响因素。”“通常，引用率高的文章不一定质量好，有时一篇有错误或争议的文章也很引人注目。因此，这些所谓的奢侈品杂志的编辑都知道这一点，并试图选择更“性感”或具有挑战性的话题。这实际上是在制造论文泡沫，并对其他重要的研究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就在此时，2019年12月18日，国务院通过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条例规定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中取消“SCI被引次数”的强制性要求，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当然，对于计量评价，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客观地看，受制于社会整体环境，在学术共同体建设难如人意、不能独立担负起评价职能的背景之下，计量评价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只是，计量评价之先天弊端，并不应因此而为人们所刻意回避。笔者倒是觉得，量化评价指标体系之中的“半衰期”指数，也就是期刊刊文的生命力周期，是个并非急功近利的良好指标设计。半衰期越短，说明期刊的学术性越差；半衰期越长，则表征着期刊的学术性越强。它形象地说明着一本期刊的学术生命力的长短、学术史积淀和贡献的大小，也就是学术生命力周期的半径之幅度。令人遗憾的是，在量化评价体系之中，这也是一个其重要价值被普遍忽略的指标。

第二，对应战略思维的缺位，战略思维在出版行业大行其道。策略主义是市场主体基于自身的功利判断做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市场选择。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作为“类市场”，已经进入了计量时代，同行之间的高度竞争态势似乎太多，无法用“惨烈”来形容。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影响因子，进入或保留源期刊，一些经营者不计成本急功近利，不惜代价采用一切有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和手段，而不顾其公平性和合法性。其特点是大幅减少发表文章数量，组织“交叉引用联盟”，或与作者建立付费引用关系，实际上形成“虚假引用”和“虚假评价”，严重恶化了行业的心理和生态环境。

三则，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不分学科属性，以影响因子“一把尺子量天下”，导致综合性期刊一窝蜂扑向应用学科，争相抢占影响因子高地，以至于零被引论文被戏称为“僵尸论文”。此一趣好进一步传导至学界，影响所及，冷僻小众学科乃至独门绝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难以见刊，传统学科遭致严重削弱。这一现象类似于行为经济学所谓“偏好替代”。行为经济学认为，行为主体在跨期选择时“存在系统的‘短视’认知偏差，形成短期贴现率高、长期贴现率低的不规则的时间偏好结构特征。具体来说，行为主体会更看重短期的成本收益比，而对长期后果则考虑较少”。“目标可以转译为一系列代表相应结果的价值优先权或实用功能。如果没有清晰的优先次序，理性评估和选择就不可能发生。”“偏好替代”反映在绩效评估上，就是迫于严峻的定量排序压力，业者极端关注与追逐影响因子指标，甚至出现“影响因子崇拜”症候群。诸多综合性学术期刊甚至不惜变更办刊宗旨与方向，置期刊的既有学科与专业特色于不顾，“计不旋踵”地向高被引学科变移。行政性“量化剃刀”的“一刀切”效应，消灭事物自然演化规律与差异化发展格局，尤其不利于人文学术期刊的生存。据统计，目前社科领域发文量已膨胀至人文领域的15~50倍。此种反生态做法，使得有些名刊为几代人层累而成的独有期刊风格这一无形资产，一夕之间坍塌而荡然无存。

最近，政策层严厉批评了教学科研领域“四唯”“五唯”的严重现象，但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虽然问题已明，脉搏已定，但“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或基层组织检讨和“反身”的药方显然没有对症下药。无论“四唯”还是“五唯”，都只是现存问题症结的反映，而不是问题的根源。所以，只需声讨“四唯”“五唯”的现象，或者回顾基层的“神经末梢”，而不是问根问底，探索挖掘其扎根的制度和机制的根源，不过是痒的问题。即使“四唯”和“五唯”被淘汰一段时间，“七唯”依然会在风头过去之后诞生。定量评价系统及其审查产生的问题也是如此。关键是要明确症状的重点，根除症状。

上述行政化“量化剃刀”式外部评价所产生的负效应，不免让人联想到现代城市绿化、美化过程中所流行的千篇一律的“草坪文化”。此种城市绿化文化在性质上属于“建构性文化与秩序”，主要是以人工草坪取代做为“自发秩序”的丛生的杂草，以追求一统、整洁之视觉效果。其优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整齐划一，美观大方，且便于修剪打理。但其缺点也同样显明，那就是人工草坪的种植原则，是以同质性排斥多样性，把异质性元素视作“坏”的成分予以清除，从而改变和否弃多彩元素相竞互补、互惠共生的良好生态系统，往往使得人工草坪因不适应所生存之环境，而变得孱弱不堪，既旱不得，又涝不得，还易招虫患，不得不经常进行一体性更新，因而养护成本极其高昂。与之相反，各色原生杂草因环境而生，多元互补、互惠共生而自成生态系统，历经生存考验而与环境融为一体，既抗旱又耐涝，抵御病虫害的自我修复能力尤强，因而总是生机勃勃。这是与盲目干预自然生态规律的“草坪文化”正相对应的顺乎自然生态规律的“杂色文化”。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是走“草坪文化”之路，还是走“杂色文化”之路，似乎仍然是个问题。

基于行政量化评价的致命缺陷，笔者认为，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乃至学术进步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至少应具备以下特征:内容评价而非形式评价；非功利性评价而非功利性评价；非建设性评价而非建设性评价；中长期评价代替短期评价。其中，最重要的是评价方法应采用同行多元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专家评价与读者评价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超越表面和“一刀切”的行政量化评价，“唯一的希望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一套民主讨论和协商机制，通过竞争性评价、学者专业讨论、各种价值和利益的博弈、协商和投票，逐步建立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标准和程序规范”。一句话，就是用多维度、多复合度的评价取代单一维度单位的简化评价，旨在回归期刊的本来面目和真实使命，保护、保存和维护光大期刊来之不易的传统和风格，最终服务于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这样，既可以实现形式正义，也可以实现实质正义的评价正义。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有的评价体系也在注意听取来自学界与刊界的声音，不断地对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进行调整，力图使所得评价结果更加趋近于业界和学界的大致判断。目前，A刊以吸引力、管理力、影响力作为一级评价指标；B刊以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9个评价指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C刊遵循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量化评价体系以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期刊影响广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定量指标构成。其中，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构成核心数据。而在三大评价体系之中，又以C刊指标体系的相应调整和改进最为明显。据笔者所掌握的零散信息，C刊近期调整动向大致如下：增加C100来源刊。估计相当于C刊权威。对综合刊进行人文与社科分类评价。假设，综合刊期发文量占比70%以上，属人文类；反之，属社科类。这是业界施压的结果，无疑是值得称许的动向。“以刊评文”与“以文评刊”相结合。即以“代表作制”和“论文抽检”变量，部分消解量化评价的弊端。来源刊大幅缩减刊文量的投机行为，被其纳入监控范围。压缩以高校学报为代表的综合性期刊的来源刊数量指标，以引导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专业化转型。引导期刊注重引注形式规范，设定来源期刊引文差错率门槛指标。增设十年期“中段评价”类目，延展评价工作的纵深度。

笔者认为，各评价体系的这些新举措、新趋势，大多是基于选好东西，值得业内认可。然而，各种新的衡量标准不足以改变其衡量和评价的基本属性。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变化有待观察，即在机构一级，评价系统恢复其最初的数据服务功能；同时，行政权与评价体系脱钩，从“裁判者”的角色回归到“服务者”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术期刊被行政量化评价主导和变异的困境。

三、“计量时代”综合性学术期刊的

困境及其救济

在全球范围，最早的学术刊物出现于1665年，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交流，而不是发表研究成果。在西方学术期刊界，编辑出版专业刊与专题刊是其一贯的办刊传统。与之不同，受苏联式一统学术体制的影响，中国高校学报以及社科院系统的院办学术期刊，多采用学科综合的办刊模式。这正是“计量时代”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陷于办刊困境的学术体制根源。

学术期刊的根本功能是为学术团体提供开放空的自由交流空间，从而构建和团结学术共同体。然而，随着外部评价体系的行政化和主导性干预，学术期刊的性质和功能因生存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建设和凝聚学术共同体的本质使命日益脱离提供自由交流的开放空。行政量化评估引起的期刊层级和圈层的变化，使这一学术公共工具成为获取文凭、求职、被提拔、跳槽等的敲门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术期刊不得不在学术公共设备和功利私人设备之间徘徊。尤其是对于纯粹学术追求办刊的人来说，就像“戴着镣铐跳舞”，徒劳无功。

面对如此窘境，刊界尤其是综合刊当何以自处？以怎样的面貌而存在？且当以C刊为代表的以计量为主体的评价体系，拟议即将缩减综合性期刊的来源刊指标时，综合刊在评价体系的总体评价中，将处于更形不利的境况。确定无疑的是，这将引发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别的新一轮恐慌性躁动。

那么，下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在不可避免的计量时代，如何应对以行政量化评价为特征的外部评价。在我看来，人文社科综合学报的对策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塑造风格，坚守自我，顺势而为。”你面对的不是曾经可以直视的民间评价，而是从上到下的官方评价。你不能无故反抗！然而，改编并不意味着随波逐流，而是应该以主体为导向，顽强地创造自己的风格。只有努力突出自己，才能不沉默，甚至不沉沦。

1、走“小综合，专题化”的“中间态”办刊路径。

最近，关于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未来有很多讨论甚至争论。但毫无疑问，综合性期刊的类型仍有其必要性。正如《学术月刊》前主编王亚甫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意识到的那样:“综合性出版物仍有其功能和存在的必要。综合性是其特点。哲学和社会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专业理论家不能只看与自己相关的专业文章。搞哲学的要懂经济学提出的问题，搞经济学的要懂哲学。各学科相互理解是必要的。有些问题大家都关心，比如“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生产的目的等。综合性出版物应该更多地关注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不要太关注专业性和不寻常的东西。作为一名专业理论工作者，如果能通过综合性学术期刊了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现状，对他的研究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只是具体到综合刊的定位，多年来相沿成习的无机大拼盘式的传统办刊模式，无疑已是死路一条，再也不能陈陈相因了。但是，在综合性学术期刊寻找新的突破之际，也要力避走向一窝蜂专业化的另一个极端。面对专业刊与专题刊的两面夹击，综合性学术期刊一窝蜂地挤向专业化、专题化办刊路径，也不太现实；另辟蹊径，走“小综合，专题化”、介于专综之间的“中间态”办刊路径，比较符合既有实际。如此，也就使得传统人文社科期刊兼具综合刊、专业刊及专题刊的各自特长，反而化劣为优了。

如今，学科细分和交叉齐头并进，借助于科学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融合已经成为主要趋势之一。与专业期刊不同，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优势在于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因此，综合期刊并不像一些运营商批评的那样悲惨。但是，交叉学科、融合学科在综合性期刊中的体现，不应该是栏目之间没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大拼盘的无机组合，而应该是相近或适合的学科之间的实质性融合。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创新的栏目设计，将彼此有内在联系的学科有机地整合起来，以取代目前综合性期刊中盛行的以一、二级学科命名的无机机械栏目组合模式。这种融合最重要的实现形式无疑是专精专精，这个课题是不同学科相互激荡产生的共同感兴趣的课题:或者借助不同学科研究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或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观点观察和讨论同一个话题；或者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观点来考察一个普遍的、整体的问题。

《读书》2017年第5期发表过一篇相关的文章，题目为《如何把握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围绕“新人文精神”而展开的一个对话。其中丁耘的一个看法，引起笔者的兴趣和思考。他认为，当下人文学科存在总体性危机，而总体性危机一定需要有各自学科的协同研究。“由于目前的学科壁垒，在进入各自学科之前，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前学科的描述。对现实的把握是最容易产生对话的地方。较一致的前学科描述或可弥补各学科间的差异。”

本文给我们的启示是，按照这种“学科前描述”的思路，可以发现“小综合”的人文学术期刊与专业期刊的独特定位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两者的明确区分。按照这个思路，每一种人文综合类期刊的学术生长点乃至风格定位，恰恰在于“基于学科差异的学科前对话”。原因很简单。这个位置是话题和对话最容易发生的地方。这一定位一旦被正确认定，并与期刊本身的历史积淀、传统优势、学科或专题完美结合，一份特色鲜明的“小综合”期刊就会活起来。这种概括与前《文史哲》主编陈艳先生“学文史哲，通儒释道”和现任主编王学典先生“称非文学非历史非哲学，文学也是历史哲学”非常相似。

2、以问题凝练学科，而非以学科切割问题。

由“小综合、专选题”的“中间性”原则决定，“以问题为中心”的栏目设计理念必然提出。这个前提概念把“问题”看得比“学科”更重要、更根本。通过跨学科问题的凝练，实现学科间的有机融合，形成一体化的学术生态。具体路径可以概括为:提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但仅靠学科知识结构难以解决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问题——展开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得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的结论。

如果说，我们把不同学科的专门化研究视作一股股各各相异的“潮流”，那么，对于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而言，它的优长正在于汇集不同学科，进而去关注被各专业学科所忽视的潮与潮之间的交汇地带，即“潮间带”。换言之，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理念及其实践，必须注意处理好具体学科与超学科之间的关系，既不能陷于具体学科、纠缠于琐细问题而不能自拔——这等同于以自己的“特短”去抢夺专业刊的饭碗；也不能脱离具体学科，盲目求全、求大、求博而变得空疏无根，甚至失去特色——这正是我们试图所要疗治的、综合刊的共通性病症。适宜的操作策略，应当是沿着“前学科——学科——后学科”的路径，筹划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特色化出路，如此，才可找寻到综合刊的恰切定位。

具体来说，无论是选题还是栏目组织策划，都要从具体学科之外的“学科前”层面切入和考虑，即从中观和宏观的角度考虑；进入具体文稿的组织，要从具体学科入手，知在微，见在小，寻求学术问题的专业解答和答案；最终目的或目标是脱离具体学科，进入“后学科”的广阔视野，寻求超学科的共性、普遍价值和意义。这个过程也可以用“抽象-具体-抽象”三部曲来表达。当然，如何发现并提出超越学术壁垒的“问题”或“课题”，也是综合性学术期刊及其编辑普遍存在的困惑，考验着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视野和眼力，直观地反映了他们与学术界的互动交流程度。

3、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获致集约与集群效应。

与上述内容高度相关的是，办好综合性期刊最理想的方式是规划和组织可持续的选题，形成内容和话语的适度集中，以及栏目的集群效应，以期在某一点上实现突破；然后，通过这个亮点，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形成眼球效应，带动期刊的整体发展。办刊的一个公开原则是影响力取决于专注度。抓定力、做文章，无疑会抓住办好学术期刊的关键。

集群效应，是个生物学名词，它是指同种生物聚集在一起生存所产生的良好生态效应。借用于期刊发展，所谓集群效应，就是期刊内容集中度的外部化或社会化；或指期刊选题策划以及相应讨论的较高的集中度和内在关联性。只有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才能形成集群效应，进一步凝练特色，也才能为相关学人所注目。比如《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以及《文史哲》英文版，总体上看，是综合刊或“小综合”，但每期只是集中讨论一个话题。所以，具体到每一期，则又带有专题刊的性质。这样就既保持了综合刊的宏观性、融合性的优势，又回避了综合刊在专业性方面的不足。这一办刊思路，可以概括为“问题导向，专综结合”的尝试。当然，这样做也有不足之处——虽然部分回避了综合刊的劣势，但话题的游移性，使得她难以长效地、持续性地锁定专业读者，也即难以培养相对固定的、忠诚的读者群。当然，数字化时代读者的“检索式阅读”方式和习惯，已然淡化了这个曾经引发同业广泛焦虑的问题。

如果走得更远，应该在可持续选题策划和组织的基础上，增强选题的讨论性和响应性。也就是说，围绕一个特定的话题或话题，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甚至不同的学科切入，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达到理论和方法上相互学习、相互启发的效果。如果能让话题的讨论更生动、热烈、有回应，那就值得称赞了。当然，这就对编辑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即必须能够就专业学术问题与专家学者展开对话，甚至引导专家对要讨论的话题进行提炼和浓缩。

在综合性学术期刊限于体制的束缚，一时无法转型为专业刊的状况下，一个次优选择，就是基于期刊与主办单位的自身传统和学科优势，或者是基于所在地域的独特文化资源，进行差异化选择，实施特色化建设，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达致集约与集群效应，形成“一刊一特栏，一刊一特色”的良好局面。如此，即会形成良性的差异化竞争和错位化发展格局，一定程度上改变为学界所诟病的、由无机化机械组合所形成的“千刊一面”、了无生气的沉闷局面。

4.在突出特色、个性、品牌的前提下进行“再聚焦”运营，构建以主柱为轴的同心多元体系。

与前述理念相关联，在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办刊理念上，它主张进行以主打栏目为核心的“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由于同心多元化以主打栏目为轴心，因此，它比“无机多元化”——毫无特色与个性的一二级学科命名之栏目拼盘——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它主张期刊依据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分工，各自培育不同于他刊的特色优势栏目，进而形成个性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当然，这必然是一个经济学所谓通过法治化市场公平与正当竞争而自然演化的历史过程和应然结果。

所以，如果学术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综合性学术期刊，非要总结办刊秘诀的话，应该是个性、个性或者人格。个性、特色、品牌无疑是办刊脱离时代和任何评价方法的本质要素。然而，一份期刊的成长、发展和成熟是沿着特色-个性-品牌的路径进行的。对于综合性期刊来说，这无疑更为迫切。总结起来就是保持传统，突出特色，塑造个性，打造品牌。

那么，特色是什么？就是“人无我有”的个性风格，“与其第一，不如唯一”。比如领域的开拓、专题栏目的设置，坚持“不同于人”的个性化追求，强调占先性甚至独占性。所谓个性，就是“不可取代性”。没人能够无视或取代你的存在，便是你最根本的个性。个性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个性，期刊的“这一个”与“那一个”便没有了界限，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依据，只能如歌曲《存在》中所唱的那般，“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期刊个性恰如“美眉”的脸，风格不同，美而各异，才楚楚动人。每张脸长得都毫无二致，“泯然众人矣”，便显得平淡了。那么品牌呢？学术期刊有其特殊的商品属性，它以发表精良的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争鸣、引领学术潮流来赢取读者。因此，作为学术期刊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来说，同样也需要强化品牌意识，注重期刊的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和特色定位是期刊发展最重要的步骤。编辑只有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承担起学术繁荣的使命，才能始终如一地从战略家的角度加强品牌意识和品牌建设，学术期刊才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拥有大量的读者。学术期刊虽然不同于一般企业的产品，通过自由竞争占领市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商品，也面临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但它有其特殊的商品属性，即不追求销量和利润，而是通过发表优秀的学术成果来赢得读者和赞誉。而在学术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有利地位的学术期刊，非常重视品牌建设，都是行业知名品牌。

品牌不仅仅是期刊的名称，在名称背后，它还传递着期刊的内涵、特色、风格等信息，以及办刊人的理念、品位和境界。期刊的内涵也就是内在质量，是支撑期刊品牌的最主要因素，某种意义上是唯一因素；主办单位等是第二位的因素。为什么这样说？事实已经证明，一流的主办单位不一定办得出一流的期刊；二三流的主办单位也不乏办出一流期刊的案例。所以，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界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只要走集约化内涵发展之路，凝练自我风格和气韵，辅之以超学科特色栏目策划和组织，以问题带动学科，假以时日，必定会创出富有学术甚至社会影响力的期刊品牌。

结束语

当下时代，对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而言，从外部评价的角度看，无疑是一个计量时代。但无论如何，这确乎仍然是一个学术的时代。两相比较，后者是更为本质性和决定性的存在，它是跨越时空、超越时代的永恒性存在。也因此，决定了我们必然要立足于学术的主体性立场，来看待和评价计量时代林林总总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进而来研判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所应选择的路径。当业者普遍回归并致力于繁荣学术事业、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担当，而不是孜孜于揣摩外部评价体系的评价偏好以投其所好的时候；当期刊人秉持自我主体精神，凝练和型塑期刊风格、打造期刊独有个性、走品牌化发展之路的时候，便意味着我们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学术期刊的本质，回归了应然性学术生态，也便意味着期刊人方才无滞无碍，进入“办刊自由”之化境。

原标题:“刘景熙|计量时代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困境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