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晚年的20多年里，他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

朱传一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创所元老之一、资深研究员

2015年3月9日凌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创所元老之一、资深研究员朱传一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0岁。

朱传一先生是中国社会保障领域的著名学者，被誉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第一人”；同时，他还是我国公益事业的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不但著书立说积极传播公益理念和公益文化，还身兼数家公益组织的董事、理事和顾问等职务，身体力行，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公益慈善界众多引领者的心里，朱传一先生是他们的领路人，对他们在公益慈善道路上的指引，让他们难忘终生。

2016年7月，陈越光、顾晓今、黄浩明、吕朝、丘仲辉、商玉生、徐永光、杨团等八人共同倡议，计划发起以朱传一先生名字命名的“传一慈善文化基金”。这个基金的初衷是纪念先贤，宗旨则是筑造中国公益思想文化的建设、传承和推广平台，引领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创新，推动社会建设。目前，该基金已确定设立为爱德基金会专项基金，全名为“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简称“爱德传一基金”。

为响应公益慈善界的这一行动，《中国慈善家》前记者、参与爱德传一基金筹备的徐会坛女士，根据朱传一先生生前著作、书信、录音等资料，整理出以下自述体文章，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了解朱传一先生的经历、实践、人格和精神，并立志参与到以慈善和公益促进社会变革的行动中去。

我一直认为自己出身于破落官僚之家。祖父朱养田曾任清朝山东省高官，居济南市现历城区。父亲朱熙龄，元配肖氏无子，于是中年时买来只有15岁的我母亲唐宛宜为妾。她是广东中山县农民之女，家庭非常贫困，在无以为生时卖掉长女即我母亲为全家五口求生。被卖来我家次年，母亲即生下我大哥朱传榘，此后，几乎每年一个儿女，连续生下我兄弟姐妹六人，我排行第五。

在我初生后的记忆中，从未见过祖父母。幼年时，只知道家道中落。捉迷藏时，见楼顶房内堆积许多箱柜，内有大量古书和家具，包括善本二十四史等珍贵书籍，还有衣物细软等等。后来遭遇战乱，书籍几乎丢失殆尽，剩余的由我父亲运往上海，存姑姑家，解放后，书籍全部捐赠上海市图书馆，现馆内仍存有朱熙龄老人捐赠书籍专柜。

清末或民国初年，父亲被送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中国最早期的留学生之一，同学中不少人此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归国后，他曾担任民国时期刚建成的津浦铁路局局长。这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最荣光的职务。此后，由于华北地区军阀混战，铁路寸断，大部时间他只能赋闲天津家中。此后，据我所知，似曾在石油公司或开滦矿务局担任闲职。

由于家道中落，我有印象的是家中常变卖楼顶箱柜内祖父遗物、家什、细软为生。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举家迁住上海，只留下我一人继续就读于英租界的天津公学。父亲一直认为，男孩必须在一个教学优良的学校读书，此后才能振兴家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父亲决心自费送大哥赴美留学。我在天津时听说，父亲几乎倾全家积蓄供他赴美。由此，家庭生活再难维持。在敌伪统治下，他说自己不得已充任了戒烟局局长。抗日战争胜利前，他辞去戒烟局职务，与母亲迁往青岛，听说做过麻袋、大米生意。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朱传一举家迁往上海，只留下他一人继续就读于英租界的天津公学。

我读中学时代的天津市，是中国最典型的列强半殖民地，一直存在“八国联军”侵华后割让的各国租界。我读的中学，开始是英国租界当局办的，移交中国地方士绅后，由爱国人士赵天麟任校长。他的抗日爱国办校思想一直感染着全校师生。一声枪响，当他被日本特工打死在住宅胡同临街的伦敦道上，我和同学们赶去，还看到路边上的血迹斑斑。这就不能不迫使我们萌生投身抗日救国队伍的想法。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和学校沦为日本军队统治，使我永不能忘怀的耻辱，是作为学生在每天入校前，必须对站岗的日本兵先脱帽致敬鞠躬才能入校，出校回家时也必须如此，稍有疏忽不敬，当即挨揍！耻辱埋在心中的我和同学们，一直在策划着离开沦陷区，奔往抗日的中国。

终于熬到1943年中学毕业。我从一直独自居住的天津先回上海的家探视，经短期入圣约翰大学暑期班学习后，即冒充小商贩闯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目标是赴经分配入学的昆明西南联大学习地质学。万想不到的是途中遇到日本侵略军发动“湘桂战争”，这段路竟然走了4个多月。

那是我一生首次看到兵荒马乱饱受苦难和耻辱的中国—万分穷困的农村，饥饿和衣不蔽体的农民被麻绳捆绑成串，被抓来的“壮丁”，被日军马队追逐溃不成军而四散奔逃的国民党士兵，溃退燃烧着的长沙大火，几乎成为空城的桂林。我孤身一人历经尚未完工的黔桂铁路时，还经历日军飞机的轰炸，见到爬登客车顶上的难民被山洞顶横扫下车的惨剧。

经步行、乘渔船、爬货车、抢登火车头上的煤车，绕经江苏、浙江、江西、广东、湖南、贵州、四川，我终于到达重庆，但是，却因疲劳过度发40度高烧，又患指肠溃疡，最后只能停留在重庆大学。在“工业救国”想法的支配下，我选择了今后工作最艰苦的矿冶系入学。记得进入沙坪坝大学区的第一天，参观了主题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展览，它以鲜明的对比描述揭露了“蒋营区”在抗战期间的黑暗。那之后短短半年多的经历，成为我青年时代最值永恒记忆，并始终激励自己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的决定因素。

1946年我返回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几乎立即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团契”活动，此后积极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救饥救寒”、“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和各项反迫害学生和民主人士的运动，终于在1948年上了国民党军警追捕的百名“黑名单”之中。为躲避被捕入狱的危险，由党组织安排，潜逃至福建继续从事地下学生运动，直至迎来上海解放。

1946年，朱传一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因长期劳累、生活不稳定，我被查出患了肺结核，肺部已形成空洞。调往北京后不能工作，只能入医院长期疗养。1952年，我调入北京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任主席秘书。

此后，父母从青岛迁来北京。由于父亲在民国早期担任过津浦铁路局长与敌伪统治时的戒烟局长，我认为应与他们“划清界限”，来往很少。但未听说政府对他们有过公开批判、定罪、判刑或“戴帽子”，相反，听说让父亲担任过文史馆员。我曾估计，这是由于他担任的并非政要职务。

当时，我认为没有必要隐瞒什么家庭成员历史，包括大哥在美参与创始世界第一部电子计算机的经历。国家科学有关机构一直找我密切联系，期望我能动员他返回祖国，为国效劳，我积极照办。当我想到曾听家人说父亲在青岛时写过一本自传，也向我工作单位报告，更找他交出供组织审阅。

万想不到的是，就是父亲这本回忆录竟祸延本人，成为此后我一再被审查、被批斗的重大罪状。历次“运动”来临，都把我当成“对象”，一而再、再而三地谴责我为什么不早向组织交待这本回忆录中的内容，我每次的回答都是：“回忆录中大多记载的都是我未出生或孩提时代的事，与我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过去不清楚也未看过这本回忆录，我如何能交待呢？”“据我所知，父亲未曾参加过什么匪特组织，母亲只是家庭妇女。我不了解他们和反动官僚之间究竟有过什么来往和关系。”专案组人员则厉声谴责说：“你不交待，我们也能定案！”我则回答说：“那你们就定罢。”

如此这般，自1956年“镇压反革命”开始直至1980年“文化大革命”终止，我前后经历了二十四年被“审查”、“批判”和被“控制使用”的历史。时断时续，但却让我以无头无尽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低头回忆、书写“检查”、被召“谈话”和再写“检查”之中。刚熬过了一次“运动”，喘过一口气，又不得不苦思冥想地“翻案”，常在“案”还没来得及“翻”过来前，又面临下一个“运动”。

1969年，我随同机关下放，先是到黑龙江肇东的农场，再是到河南沈丘的农村。去农村，确实又是一场考验，劳动时分配的大部分活就是与粪便打交道，从清洁人的厕所到清除马和牛的粪便，再到猪圈内起粪便用于施肥。这里与我做伴的各种“对象”大都长着一条“尾巴”，与它们为伴也未尝不是一种快乐，因为这里没有歧视的眼光，你对它们好，它们也会对你亲密无间。我曾想到，将来在农村落户也未尝不是一种出路。因而，对养牲畜、学做木工和修理农具曾十分专注。

“文化大革命”终于真正结束时，我几乎不敢相信。1980年，这对我是值得大大怀念的一年，机关审查人员对我当面宣布“平反”，指着高高的调查、审案记录、报告、结论，告诉我将统统烧毁，我大大地长嘘一口气，表示感谢。心里只遗留下一点疑问：烧毁所有档案，也即同时烧毁所有历史依据，包括那些领导人当时的意见和批示。对我这么多年的审查和结论，凭他们丰富的经历和政治水平，难道真的看不出一点问题？对当时出现那么多的虚假错案，他们是否主持过正义？又是否做到认真检查和良心上的谴责？

对于我自己，二十四年全都浪费过去了。“平反”以后，我下定决心，要以余生补偿自己丧失的这二十四年宝贵的青春年华。

1981年7月17日，美国东北大学为朱传一颁发研修学位证书

1980年我已是55岁垂老之年。起初，我因对美国并不熟悉，对去美国研究所工作有所犹豫。但在改革开放国策的鼓励下，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作为筹建美国所的一员投入到工作中。

当时美国所筹备组组长李慎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商定，派我先期赴美国进行考察，原因是我曾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有兄长早期留学美国并获得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同学在中国驻美使领馆和联合国工作等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美国所或院方提供任何经费资助；当时，美国所尚未成立，没有经费预算，也还未有国际组织资助。

问题是我到美国后究竟应该研究什么课题？讨论中众说纷纭。主管社科院外事工作的宦乡副院长倾向于研究美国这个国家社会发展的趋势。当时他有个观点，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还有一定生命力”。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想法，在国内讨论时曾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不少批评和意见。但是，我衷心钦佩。

李慎之提出，要我研究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以便和当时国内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需求相适应。我自己则倾向于研究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这是因为我曾任东亚研究所学术秘书，容易驾轻就熟。

讨论中意见不一致，最后，筹备组对我到美国后的研究课题暂不做决定。这样，正适合当时最流行的思路，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1981年8月，朱传一与美国友人合影。

1981年3月4日，我作为波士顿大学的访问学者登机赴美国考察。初到美国，能想到的就是先得找块靠得住的“石头”。生活在美国的科研环境中，脑子中有问题，最方便的就是请教那里的同行，特别是那些早年定居在美国的华裔教授们，再有就是美籍犹太裔学者们。以色列这个国家，与中国有类似的古老历史背景，犹太人更有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容易与中国人相处。何况，我在国内曾经探访和研究过中国的犹太人。我在美国就这个题目举办的讲座获得美籍犹太裔学者们的极大欢迎，与他们相聚时，更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决定，就摸着他们这些新交和亲友的“石头”，尝试着“过河”。

1981年中旬，朱传一向美国所筹备组写了第一份报告：《与美国学术界人士谈研究美国问题》，发表于《美国研究》1981年第16期。

这个尝试果然见效。到1981年中旬左右，我向美国所筹备组写出了第一份报告：《与美国学术界人士谈研究美国问题》。这份报告综合了大约十次座谈的情况，参加者是来自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布兰代斯大学、勒社会福利大学、东北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和学者们。此外，还邀请了波士顿市南端区社区和民间社团的负责人一起讨论。这些参加座谈的美国人热情、友好，富有社会经历，参加对美国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讨论时，常有精辟的意见和建议。

每次座谈的主题都不同，美方参加的人物也不同。大家经常争论激烈，但气氛始终是热烈而融洽的。十次座谈最集中反映的建议都是要我们“在发展中看待美国”。他们要中国人“充分估计美国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看到其“多样性与复杂性”，从各种不同角度观察美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以“区别现象和本质”，并在学习美国经验的同时不忘接受其教训。他们还提醒我们：在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观在世界上的出现对美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倡导“走出书斋，跳出学术界的狭隘圈子，到实际生活中接触各个阶层、各种不同人物，力求得出较完整的概念”。“要用比较的方法，区别不同的环境和背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选择重点，进行研究与借鉴。”

使我想不到的是，国内的人们，包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我反映的美国情况。1981年12月，参考性刊物《经济消息》第48期刊登了我写的总标题为《美国人士注视中国的经济变革》的一组四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是我根据在美国的座谈整理出来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看到后，对我的文章做了十几处批语，说美国人的一些意见“对”、“中肯”、“说到了要害”，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在小改、小革上下功夫”。

1981年12月19日，我写了一封信给薄一波副总理。信中说，“为什么一些美国学者能透视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能提出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呢？我想答案可能是：社会与经济的变革，正如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一样，有它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如果人们的作为，合于自然规律发展，它就会获得成就；相反，逆于自然规律发展，它就会碰壁而失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是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取得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等方面一定的进展。至今，其细胞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说明它的所作所为，包括社会与经济发展，有其符合客观规律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正视和承认这一点。美国人士能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能提出一些建议，我认为，并非是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有些什么真正透彻的研究，主要的只是，他们是一些‘过来人’，是一些熟练的驾驶员，能从一辆汽车转弯的倾斜度，判断出这辆车能否顺利地行驶在大道上。”

我说明：“在美国，加强了我这样的决心，这就是必须学习著名科学家牛顿，要学会站在前人的肩上高瞻远瞩；否则，我们自己就是蠢人。我正是这样理解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一个‘开放社会’的。”

▲1980年代，朱传一赴美与美国学者交流。

在美国这个大国中周游、交往，我逐渐意识到，要适应其复杂、多样、不平衡与变化，只是在书斋中研究、讨论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走入这个社会，与广大各阶层人民接触，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思想状态，这好像才是研究美国的正道。这就好比我们在河中摸到和抱住“石头”并不是目的，还要向“大河”深处走去。从浅滩走向深水，从静静溪水走向激流漩涡，当然需要很多勇气和决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1981年5月已经“开张”了。在李慎之这位首任所长的领导下，所内气氛比较轻松自由。在去美国所之前，我曾多年下放东北和河南农村劳动。下放期间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基层访贫问苦，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使得我接触到了中国的实际。到美国后，接触美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也是我考察的重要内容。

我生活在美国名牌大学圈子里，周围的教授、学生大多居于美国中产阶级。周末受邀到他们家里，经常聚会攀谈，似乎不难了解他们。至于对美国上层社会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也不困难，常有机会被邀请参加狮子会、扶轮社的聚会，和企业家大亨一起观赏上层人士和富豪们组织的活动，如高尔夫比赛、网球比赛、在乡村俱乐部遨游聚餐等，常常能听到他们对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议论和争辩。

美国大学中的应用社会系、社会工作系、社会管理系或者社会福利系是最令我感兴趣的部门，那里的教授、学生很愿意带我一起访问各地的贫民窟和少数族裔聚居区。对那些地方，我起初也顾虑会遇到斗殴、枪战、吸毒、盗窃、妓女拉客等等不测和风险，但后来逐渐了解到，只要有当地的社会工作者、教会牧师、团伙领袖们带领引导，当地人了解你的来路背景，他们不仅不会伤害你或者干预你的访问，而且会时刻帮助和保护你。这样，我访问贫民窟的胆子越来越大，曾经遍访波士顿、费城、纽约、底特律、华盛顿、洛杉矶六大城市的贫民窟， 与当地的黑人领袖、贩毒团伙、妇女组织、社区福利与慈善救助机构，乃至吸毒者、妓女和江湖好汉都有过一些接触。我还曾经在基层社区中遇到美国共产党领导人霍尔的前秘书、美国劳联—产联负责人和美国煤矿工会的前主席。我在考察美国落后农村地区时，还访问过美共举办的山区培训班、亚拉巴马州贫困农村的黑人聚居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修建水电工程后形成的穷苦移民区。

在美国“访贫问苦”期间，我无数次听过贫苦民众对当地政府不顾环境保护和农民生活稳定的怨言、批评甚至谩骂。在许多时候，我当夜就留宿在他们“鸡笼”似狭小的家里，与他们攀谈苦难的经历直至深夜。谈话中，我经常被感动得和他们一起流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美国底层贫民所具有的强悍维权意识。他们迫切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就业权、居住权、环境保护权、儿童抚养权、养老权、妇女权益、残疾人工作和福利权益等等。各地似乎都不缺乏“水泊梁山”式的“好汉”，但总的来说，一方面是怨言如潮，另一方面却看不出至少是在短期内会发生社会大动乱的迹象。

时间长了，我的脑子里慢慢产生一个疑问：在美国这样高度发展的国家里，虽然贫富悬殊，政治和经济上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其社会相对来说还是较为稳定呢？大家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美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原因。经济有发展，当然会导致社会相对稳定，但这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其中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呢？

在考察的过程中，我慢慢意识到，适应社会变化，建立并不断改进和创新自己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各阶层人民生活当中的各类迫切需求，有可能就是美国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相对长治久安的一种稳定器。 就在这个时候，我哥哥朱传榘、陈郁立、沈瑷在一次聚会中也共同指出，“要了解美国社会，就要研究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及其变化。”

这样，我对了解和研究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有了兴趣。

▲访美期间，朱传一曾经遍访波士顿、费城、纽约、底特律、华盛顿、洛杉矶六大城市的贫民窟， 与当地的黑人领袖、贩毒团伙、妇女组织、社区福利与慈善救助机构，乃至吸毒者、妓女和江湖好汉都有过一些接触。图为纽约布朗克斯贫民窟。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其内容的庞杂和多样性。粗略统计一下，各种保障项目的规定有300多项，仅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帮助穷人这一类就有100多项，而其中主要的大约有60来项。

1983年，我在美国黑勒社会福利学院制作了一张《美国社会保障网主要项目一览表》。根据这份表，我总结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五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社会保障项目的多元化。美国学者曾把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概括为“从摇篮到坟墓”，就是说包括从生到死、从物质到精神、从正常生活到遭受变故的一切方面。战后，西方社会有一个时期很流行“福利国家”的说法，有它的一套理论，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提出“福利国家”的概念，它就已经实现了。事实上这个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不怎么时髦了，这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已不能胜其负担。

第二个特征，是社会保障项目财源的多渠道。除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各类非营利组织，如工会、慈善机关、基金会、宗教组织、居民团体等，也常负责一些大小规模不等、性质不同、时期长短各异的社会保障项目和社会服务项目。由于政府对社会保障项目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出现了从国家支付大部分费用逐步向开辟私人财源转移的趋势。

第三个特征，是社会保障管理的多层次。美国社会保障项目长期由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组织团体分别管理，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福利官僚机构，据称其规模一度高达300万人，成为美国重要的服务性行业之一。后来，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制度的一个趋向是，尽可能把其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和基层机构；另外，越来越倾向于把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委托某些私营企业或群众组织办理，或给他们提供资助和方便条件，如果他们能办好，也可以获得利润。

第四个特征，是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不平衡性。由于美国各州、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的不同、税收数额的不同，除了某些全国性项目外，各地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别很大。以1980年代为例，经济发达的马萨诸塞州保障待遇较高，如盲人每月可得政府补贴232美元，而经济不甚发达的爱荷华州，他们只能得到58美元，相差三倍之多。除地区性的不平衡外，不同企业也有很大差别，一些现代化高技术企业和大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当齐全优厚，而一些小厂福利待遇就差。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这种不平衡性粗看起来五花八门，甚至莫名其妙，但仔细研究起来，又有它一定的道理。

第五个特征，是有些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建设计划密切结合。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搞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让大批失业者和穷人去修公路、搞建筑，实际是“以工代赈”。这种复兴计划的特征就是与某些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结合，而并非只是简单地“以工代赈”。美国专家认为，把社会保障事业和本地区的“复兴计划”结合起来，是发展这项事业最重要的措施。

1984年冬，我应邀去费城考察，住在宾西法利亚大学的招待所里，同屋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我们一见如故。相处期间，我将自己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观察告诉了他。 后来，我还就此给他写了长信，进一步分享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初返京后还未来得及与家人好好团聚，我便接到国务院通知，要我去参加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研讨会”。据说，就是那位新上任不久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寿把我写给他的长信以及我们谈话的内容报告给时任国家计委主任后，这些材料又被呈报给了时任国务院领导。时任国务院领导在我的报告上两次批示 ：“社会保障是个大问题，是改革中必然提出和必须予以配套改革的重要方面。” 他要求“首先要在认识上弄清楚”，指示国务院“作为专题认真研究”“提出方案”。

在同年9月发表的中央关于“七五”计划建议中，更将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视为“保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是实现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其第六十二条提出“研究和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第六十四条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完善”，这体现了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即既要大胆改革，步骤又要非常稳妥。因为社会保障的规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计，新制度一旦建立，就只能前进而难以后退，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特征。

1986年，为适应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我国提出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首先建立起社会保障的雏形”这一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这真的使我感到改革开放国策提出的巨大动力和影响。

同年5月，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在民政部主办的《社会保障报》上发表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雏形问题》的文章，提出：中国的社会保障应该从解决人民劳动、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出发，逐步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医疗保险之外，纳入社会服务、职业培训、居住等问题，譬如可考虑采取有偿服务和加强群众组织来举办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工作。

在此期间，我还先后曾与美国研究所各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编写了《美国社会保障 》一书，期望引起更多人士特别是所内青年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其后，经我与美国联邦政府社会保障署副署长协商，取得编译权，编译了《全球社会保障》的中文版。后来，我又组织翻译了《21世纪的社会保障》，并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社会保障》。

可惜的是，由当时国务院召集的一系列社会保障研讨会后来演变成为有关部门马拉松式的向上汇报成绩的会议，缺乏探讨、争论和认真研究的精神。我越听越觉得言不及义，此后便请假去中国各地、各单位进行比较有意义的实地调查去了。

1984年5月28日，朱传一与庄静女士在《老龄问题研究资料》第14期上联合发表题为《中国老年社会学需要研究些什么课题？》的文章，借鉴美国密歇根大学当时的老年学课题系统，尝试列举了我国老年社会学方面需要了解和研究的六大类课题，包括：老年人与中国社会；“老有所为”问题，即老年人就业与培训等问题；“老有所养”问题，即如何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等问题；“老有所学”及其他，即老年教育与老年人社会活动等问题。

从推动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出发，我又具体参与到考察美国老年社会问题及其解决经验，以及研究与探索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事业中去。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老年学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美国学术界开始注意老年人问题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当时一部分人士开始感到老龄问题是对社会的一种新的挑战。但是，认识到需要把老龄问题作为系统的一门科学，并且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两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也只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当时，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老年人的贫困、失业、健康恶化、要求社会救济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加剧了当时社会的不安定。1935年，美国议会通过了“社会安全法”，号召对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险性质的援助。1938年，美国老年学里程碑式的专著《老龄问题》出版。1941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老年学研究中心。1944年至1945年，美国老年学会和美国老年医学会建立。1950年，美国召开了第一次关于老龄问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此后 ，从上至下建立了州和地方的老年学学术组织。1961年，在美国总统府白宫召开了老年人大会，诞生“美国老人权利法案”。1965年，美国“老年人法”正式签署生效。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了1980年代，老年学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与支持。

那个时候，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老年人的一些社会与经济问题逐渐突出，如何更好及早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提出对策，成为当时一些学校、机关单位、社会组织的有关人员以及一部分退休干部很关心的议题，一些有志青年还自发且有组织地进行了老年学的调查研究。他们在课堂、会议、培训班等场合中，发言强调研究中国老龄问题的迫切性，并提出积极的建议。

1984年5月28日，我与庄静女士在《老龄问题研究资料》第14期上联合发表题为《中国老年社会学需要研究些什么课题？》的文章，借鉴美国密歇根大学当时的老年学课题系统，尝试列举了我国老年社会学方面需要了解和研究的六大类课题，包括：老年学史与国外老年社会学主要成就；老年人与中国社会；“老有所为”问题，即老年人就业与培训等问题；“老有所养”问题，即如何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等问题；“老有所学”及其他，即老年教育与老年人社会活动等问题；第六大类课题，是如何发展老年社会服务事业的相关问题。

1987年上半年，我与夫人李鸣善有机会应美国国际老年学交流中心的邀请，到佛罗里达州特别是那些老年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参观访问，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状况。我们发现，美国老年人生活因贫富悬殊而差异很大。在佛罗里达州中部有专供老年人居住的“太阳城”，它的房屋和设备都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心理学家、老年学家、医护人员等。在那里，还设有适合各种不同年龄、不同体质老人的公共运动场所，包括游泳池、网球、台球、高尔夫球等场地和设备。

此外，为了让老人们发挥自己各方面的才能，太阳城内设有绘画、刺绣、编织、手工艺品加工、木工等十几类活动室。参观时，我们看到，在绘画室，七八名老人，年纪最大的80多岁，年纪最小的60多岁，都在聚精会神地作画，有的围着围裙在涂油彩，有的相互之间轻声讨论；在编织室，十来位老太太用钩针棒针或编织机在编织各种花样的毛衣、围巾、挂毯等。当我们欣赏和赞扬他们的作品时，老人们露出得意的微笑。老人们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发掘自己的潜能，还能交朋友，增加社交乐趣。他们的劳动产品出售后，他们乐于把收入捐赠出去。从老人心理上来说，这种活动异常重要，使他们感到自己对社会有所贡献。

在太阳城内的老年人生活应该说比较安逸、舒适，然而，我们也观察到，在佛罗里达州，还存在大量生活水平较差和比较贫苦的老年人，他们的生活状况恐怕许多人很难想象。我曾到佛罗里达中部的帕斯克乐访问，这里简直是一个“拖车王国”。所谓“拖车”就是靠汽车可以拖着走的简易住房，有的汽车本身就可以住人。在美国买不起也租不起住房到处流浪的家庭，就常以这种拖车为家。一个拖车园有时可以容纳多达几百辆车的住户，住户中老年人居多，一半以上是生活有困难的退休老人。住在拖车里面的老人最害怕的是遇到意外变故，如生病、火灾、抢劫、失去老伴、“拖车园”主回收土地等，有的老人会因此不得不沦落到乞讨。在佛罗里达的一些城市，有很大的贫民区，房子十分破旧，很多老人独坐在门口椅子上，有的目光呆滞地凝视前方，有的打盹，大概都是在消磨贫困而无聊的晚年时光。

我们在佛罗里达州了解西方老年人问题的最大收获，就是启发我们考虑，怎样在将来现代化的中国土地上能创造出一个较好的老年人的生存环境，使中国的老年人在辛勤劳动数十年后，能度过较为幸福的晚年。

考察回国后，我先后撰写了《美国人养老与中国人养老》《美国的老年学研究与老龄问题》《在“老年人之乡”》《美国老年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及其前景》等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民政》《社会保障研究资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上。

我希望，中国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吸取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社会老龄化问题和解决上做得更好，尤其是在中国老龄人口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特点，能够把居家护理服务工作放在优先地位。过去，我曾一再建议中华慈善总会支持这一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可惜后来无太大进展。

与此同时，我发现民间兴起了一些养老模式的创新尝试。1995年，我和当时在中华慈善总会担任常务副秘书长的杨团去天津考察鹤童，结识了方嘉珂和韩淑燕两位，了解到他们创办鹤童的初衷，以及鹤童的运营。我很兴奋，在那之后一直关注鹤童的创新和发展，并多方推荐它所探索的民办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包括向崔乃夫、阎明复等人。2006年12月23日，我还曾写信给爱德基金会，建议他们寻求机会访问鹤童。我认为，鹤童不仅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而且可以称之为“孵化器”组织，它不仅在孵化非营利组织，而且孵化社会企业以及推动如“公益创投”等新概念的实验。

此外，天津等城市出现的具有自发性质的老年人互助组合养老模式，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在那些互助养老的社区中，部分老人具有知识和技术专长以及奉献精神。在得到当地居委会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带头组织起“老年人互助组”“老年人互助小分队”“老年人家庭组合公寓”等各种互助性组织，尽管方式各具特色，服务项目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自治性。他们运用“老年人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精神，解决自身各种困难问题，如由少老人、健康老人、有才智的老人帮助老老人、病老人、贫困和有各类困难问题的老人。他们还制定出一些服务项目的收费办法。或统一雇佣服务人员，或聘请医生护士照顾有病和需要帮助的老人；或汇集老人的要求，反映给政府和服务机构争取予以解决。他们利用“定人服务与定时服务结合、重点服务与普遍服务结合、集中服务与分散服务结合、义务服务与低偿服务结合”的办法，为有困难的老人做饭送饭、拆洗被褥、打扫卫生、护理病人、代买用品、调节纠纷、心理咨询、代理法律诉讼等等，获得老人衷心的欢迎。

这引发我的思考：能否把这种具有鲜明自治性质，发扬互助互爱精神的组合养老办法称为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之外的“第四种养老模式”？这还值得研究与探讨，但它确有不同于传统三种养老模式的特征，也可以说是组合了前三种模式的优势，即：不离开原来的住家和老人们熟悉的环境与友邻，不耗费昂贵的机构养老费用，依靠社区集体力量解决老年人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且，这种模式增添了老年人自治和相互服务的因素，丰富了老人相互间的友情和精神世界，老人们在服务过程中学习到护理他人也包括护理自己的知识，同时增强了老人自身的独立生活意识。

希望能有后来人继续探索这种养老模式，积极研究并创造条件使之能够惠及更多的中国老年人。在中国，研究与协调政府、企业、社区与家庭四根支柱如何共同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1987年以后，我重点转入了社区发展研究和实验。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加入了“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

“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美国问题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北京财贸学院等联合承担，被列为“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之一。我们当时研究的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并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的、科学的综合指标体系。过去有一种论调，认为经济发展了，社会自然而然就发展了；或者认为，可以先发展经济，再发展社会。事实证明，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当时，中国在发展中遇到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

第二个是研究“警报指标”或称之为“风险指标”，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从课题开始到1989年，我们曾在内部发出数篇有关警报指标的文章。社会矛盾一旦激化成为社会冲突就有可能导致灾难。它们的激化有一定规律，要找出存在于社会内部深刻的根本原因，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和规律。

第三个是建立“社区发展实验区”。社区发展实验，在国外也叫做城市复兴运动、社区建设运动等，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协调的问题。这种实验是由社区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企业家、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家共同进行的。

一般认为，1987年召开的武汉会议是中国社区服务工作开始的标志。其实，这个工作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武汉开始试点，武汉会议实际上是武汉社区服务成就的一次全国推广。

武汉会议后不久，就开始进入了下一阶段，即社区发展研究。这项研究，得到了民政部和崔乃夫部长的大力支持。但是，武汉会议后不久，产生了一种说法：“社区服务是个筐，什么都向里面装。”这使得当时的社区服务内容远远超过民政工作的范畴。崔乃夫部长当时对我说，民政部不能把手伸得太长，也不宜于把社区服务的范围扩得太大、太长，这会引起各部门权责范畴的矛盾。当时，他很明确社区发展的未来应属于基层政权建设，嘱我和司里商议，但工作先不要宣传。

这项工作该叫什么？我主张用社区发展，因为“发展”两字符合科学性，与国际也接轨。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就兴起了社区发展的潮流，联合国为此也召开过专门的会议。但是，崔乃夫部长考虑，还是用建设两字好，因为中国人常说国家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也相吻合。

经过积极筹备，建立社区发展实验区的构想和条件在1989年臻于成熟。同年11月，在民政部西院召开了“社区发展实验区”的首次会议。在会议中，崔乃夫部长两次讲话，今天我仍记得的是他反复讲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讲话，内容就是要强调实现人民民主，要在基层社区举行选举，产生民选领导班子以管好社区发展及社区工作的重要性。

会后，山东省莱芜市、湖南省益阳市、黑龙江省肇东市得到省委正式批准成立社区发展实验区，并得到省委、省政府的研究部门即各“智囊团”的具体帮助。天津市和江苏省领导也支持开展这项工作。同时，一些地区也开始建立社区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

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必须借鉴国外的经验。1987年到1993年间，我多次前往美国考察其社区发展运动，建立了不同规模的考察点。我看到的一些美国社区发展实验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以社会福利为核心的社区发展计划。这些福利包括社区服务、社区救济、社区住宅建设等计划和项目。以波士顿的南道切斯特区为例，那是波士顿地区的贫民窟，其社区服务以医院为核心，社区服务中心设在医院，从解决医疗问题开始，同时进行救济、福利服务。

第二类是以经济复兴为中心目标的社区发展计划。以波士顿的一个城区中心计划为例，这个计划也叫社区再造计划，重点是把原本环境恶劣的老社区改造成比较适合于居住、工作和生活的现代化社区。那里的老社区原来比较贫困，居民受教育水平低，没有娱乐设施，犯罪率很高。经过工程人员、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医疗工作者、教会人员的联合改造行动，那里开设了很多商店、图书馆、医院、公园和各类社会服务设施。读者要借书，图书馆可以送书上门；对于小孩入托和老人吃饭等问题，服务机构都可以帮忙安排解决。

第三类是以解决青年问题，特别是以解决青年犯罪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指标运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个潘达勒斯县，当地青年犯罪占总犯罪的80%。针对这个问题，那里的政府设立了青年社会福利部，专门围绕青年犯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指标统计，还对所谓“流失生”做了大量研究。我去访问时，他们告诉我，通过社会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和运用，动员全社会关心青少年问题，犯罪率在两年间下降了10%。

第四类是以成人教育为中心的社区教育服务计划。我看过亚特兰大的提高社区群众教育水平的一个计划，他们举办大量教育知识培训班，引导人们求知，通过培训提高就业率，减少犯罪，使社区再度繁荣。

国外的考察帮助我们掌握了做社区发展实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进一步交流经验，我们还邀请了一些相关领域的国外学者、专家到国内的多个社区发展实验区访问和讲课，包括当时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社工学院的教授等。

许多年后，再来评价当时进行的社区发展实验区，应该说有一定成果，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总结其深层原因，我以为是，当时虽然有民政部和各地方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具备经费、人力、学术界支持等条件，但是社区居民群众未被真正动员，社区民间组织未能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社区自治体未能真正建立，民主改革未跟上。事实上，是社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因而形成了昙花一现的结果。

1998年后，中国社区发展进入新阶段，其标志是：政府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未来社会发展的构想逐渐形成共识，政府职能的转移以及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问题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由于人口老龄化、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农民进城等问题的日趋严重，社区的作用以及社区服务、社区建设逐渐被普遍接受，民政部成立了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基层“社区服务中心”在一些城市已较普遍成立，社区建设的基础条件与过去有所不同。 社区组织不断成立与发展， 在一些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研究会、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社区基金会等相继建立，涌现出一些有志于社区发展并具备一定知识和能力的领导者。

1999年7月6日，在北京市社科院、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召集的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上，我曾提出，中国的社区建设工作应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人们普遍认识到解决生活问题在社区，项目内容趋向多元化，因而具有较全面发展的条件，出现“单位人”到“社区人”的变化。产业化提出，从市场概念出发，以服务养服务，推动社区产业发展，从以政府经营为主，到以社区产业经营为主。在社区，将三大部门，即政府、营利部门与非营利部门联合起来，各尽所长、所能，形成以“伙伴关系”推动社区发展的趋势。文明社区的提出，从强调“硬件”到强调“软件”，认识到人的因素是社区发展的关键。提倡运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如可持续发展观念，建立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以促进社区发展。进一步提出社会化、民间化、自治化，从政府主导、政府倡导，到政府引导，强调居民的参与以及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直至在城市社区举行民主选举。

朱传一先生

1991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离休。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主要从事慈善与公益性非营利事业的研究与探索，并认识到单凭政府已难于解决发展带来的众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1949年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慈善”是一个被批判的贬义词。1994年2月，“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慈善正名》的社论。从那以后，被污名化了几十年的慈善才再次重返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结合自己过去对美国社会的考察，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人士介绍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历史沿革和发展。

1994年9月12日，应当时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备组的邀请，我在文采阁做了第一场基金会知识系列讲座，题目是《美国基金会的发展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我指出，基金会具有一种改善社会心理结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研究美国的社区、社团基金会可能是我国学习借鉴美国基金会经验的捷径；基金会主要不是靠政府推动，而是由从事这个事业的非政府组织推动，我们不能一谈到基金会，就眼睛向上，伸手向政府要支持，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新课题。

同年11月，我第一次组织和带领中国基金会代表团前往美国考察。从那以后，中国正式开始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公益慈善方面的交流。

然而，经过了几年的发展，虽然以广东、上海为代表的全国各地都开展了不少慈善活动，但是社会上仍然有许多人对慈善这两个字眼心存疑虑，一些媒体就连在报道由慈善团体组织的活动时也不提慈善二字。所以，我和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等人一致认为，有必要从文化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对慈善做进一步探讨，使慈善和社会主义衔接起来。

1996年，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使我们看到了机会。同年10月19日至20日，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慈善”研讨会，并邀请季羡林、王蒙、许启贤、郑也夫、康晓光、杨团等20多位专家学者和上海、天津、广东等多地慈善工作者参加。

在研讨会上，针对“什么是慈善”的问题，我提出了现代慈善的概念。我说，现代慈善的标志是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产生了现代管理的含义。对比传统慈善，现代慈善的内容也扩大了，我列举了十个方面，包括扶贫济困、就业、教育和培训、医疗卫生、社会服务、文化艺术、民族问题、科研、国际间的相互支持等。

那是中国第一次以慈善为题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把慈善提到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高度。从那以后，关于慈善的各种会议在国内日益多起来，基金会等慈善团体与各类民间公益性组织纷纷成立。

随着现代慈善在中国崛起，“中国慈善传统的继承问题”被提了出来。1997年4月15日，中华慈善总会研究与交流委员会专门就此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我和崔乃夫会长、时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时任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商玉生等人进行了激烈讨论。

在那次会上，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慈善行为是否具有由近及远、由利己到及人的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慈善行为中，政府和民间关系有哪些方面可资借鉴？从中国传统慈善行为的内容与项目中可得到些什么启示？如何继承传统与借鉴国际经验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

我提出，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宗教密不可分，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则与宗族、宗亲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能紧紧抓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资源”，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慈善工作深入中心。

我还从中国的“仓储”和“开仓放粮”制度的历史演变，说明济贫事业从“官”到“民”是一种社会进步。1999年，在爱德基金会董事会的发言中，我重申了这个观点，并指出观察中国民间基金会的发展前景，不能不联系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东方社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背景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因而产生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基础与条件各异。我很高兴得知，不是完全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外国朋友不断在增加着。一些国外专家发明过一个英文词条叫做GONGO，这个字的关键字母是第一个“O”字。前些年，他们把这个“O”解释为Government Owned NGO。后来解释为Government Operated NGO。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这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中国NGO的变化。再后来，我又听说这个GONGO变成了GANGO，即Government Associated NGO。

的确，中国NGO与政府存在密切关系。这点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而能促进中国NGO发展的机会呢？中国政府早已提出转移政府职能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民间非营利组织将担负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大趋势。

我承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非营利部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无论如何都要能继承资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风尚，也能与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和精神相衔接。因而，我们既有必要从先贤论述中、从历代慈善行为中、从其实践内容中获取教益，又要借鉴于西方特别是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我总记得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非营利组织经营之道》一书中文版前言中所说的一句话，即“不同国家的应变之道各异，应该从中国固有的传统下出发，去寻找应变的良策。”2000年，21世纪管理国际研讨会上，彼得·德鲁克和德鲁克基金会的四位专家的现场论述，使我对它有了更深的认识。

后来，我写过一篇叫做《殷切的期待：从官方报道看政府对NPO政策的前景》的随笔。在它的结语中，我写到：促使NPO健康成长，使之成为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与道德持续进步的“润滑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NPO，特别是在其初期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培育与支持，即使是NPO的支持性组织，也离不开政府的信赖和援助。这点与西方NPO及NPOSO的成长历程很不相同，不能把西方对此的观念完全套用于东方。

不容置疑，初生的中国NPO，争取政府的培育和支持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同时，也需要理解政府人员观念转变的艰难过程。当前，政府对NPO的政策和措施正朝向积极方向变化，是值得NPO欢迎的行动；双方出现某些暂时的不协调，当然也是自然和可以理解的事。中国NPO不可错过这样的好时机。要理解，这种时机的不断推进和扩大，既依靠政府，也依靠NPO的配合和积极主动争取。

曾经在亚洲一些地区发生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和NPO之间存在着“既依靠又自主，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双方相互合作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承认三大部门存在的现实，在具体行动和采取措施方面，大家要多协商、多主动，以多种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和形式的方法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两者间合作当前最值得注意的是运用已出现的“公办民营”各种形式，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效率，避免僵化。它之所以能获得双方的支持与发展，是由于这种“混合模式”能使政府获得汇集民间人力、财力、智力的效果以弥补其不足；而从民间看，则可借助政府的实力和影响，增加资源并扩展业务范围，激发社会参与，使大众关切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项目能更有效地实施。

“从慈善起步，不断唤起民众人本意识、社会参与意识、自治意识乃至公民意识，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大潮”，是我个人对慈善未来前景的设想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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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2017年7月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