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全国上下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当场判处两犯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这段故事轰动一时，90年代初，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新中国第一大案》，呈现这一事件的始末。

刘青山是河北省安国县人，张子善是河北省深县人，刘青山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任天津专区专员。他们利用特权，擅自盗窃地方粮款、防汛水利专款、救灾粮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款，克扣修理机场民工补助粮款，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还以基础建设为名骗取银行贷款，从事非法经营，共计一百五十五亿。当时是人民币旧币，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块钱，一百五十五亿约为一百五十五万。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平时欺上压下，对于敢于向他们提意见的人进行排挤打击，对于上级多方欺骗与隐瞒。他们生活上铺张浪费，请客送礼是家常便饭，当时天津市普通资本家的花销也赶不上他们。在一次地委、行署召开的各县领导会议上，刘青山竟当着全体干部的面吸食“白面”，以致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断。

天津地委在天津市设立了“生产管理处”，下辖十个生产单位。在刘青山、张子善的影响下，生产管理处前后共买了七辆汽车，用款近十二亿，为买汽车曾派人去香港、广州三次，买来1950年出品的美制高等卧车。

当时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流传较广的故事，是他们和阎禔、张文义夫妇的交易。阎禔原来是关外的一个把头，老婆张文义是个倒腾破烂儿的小商人。阎禔在1946年进蛟河大众合作社，后来竟当了蛟河县人民政府的财粮科长。他一方面用公款作私人买卖，赚钱的生意都是私人的，赔钱的生意就成为公家的；另一方面拉拢当时蛟河县长周化南，使自己站稳了脚。1949年周化南调吉林省任财政厅副厅长，把阎禔调省，派赴天津，任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

阎禔到天津刚三天，张文义也就到了。凡是吉林有什么货物到天津，什么品种，什么价格，或者是由天津购买什么器材，张文义都是最先知道的。阎禔诡称自己是“吉林省驻天津的总负责人”，将大量公款借给张文义，除了帮助她做投机倒把的生意。张文义拿到公款以后，不仅倒把，而且存到私人钱庄，获得优厚利息。

1951年，张文义经胡八爷的关系，认识了天津地委生产处处长。张文义便以“牛奶炮弹”——吉林省财政厅的九条乳牛——进攻，按时定量送给天津地委生产处，直接送到刘青山面前。时间长了，经这位处长介绍，刘青山会见了张文义。张文义又为阎禔大肆吹嘘。阎禔这才以“贵客”资格，被刘青山请去。

在刘青山面前，阎禔“游说”，发表其“以商养工”的论调，颇得对方赞许。阎禔又紧追一步，为刘青山策划：为长远打算，希望刘青山先拿一笔钱，交张文义作生意，盈利到一定数量，再正式开办化工厂。刘青山财迷心窍，当时就把张文义聘为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的“化工厂”副经理。并待以上宾之礼，来往都派小汽车接送，专在农场为她盖新房，将四十九亿元巨款交给张文义经商。

张文义拿到刘青山的钱，第一笔生意，就是以二万八千元单价，买得漏税的复写纸八千袋。原封不动，就按四万元单价，转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转手之间盈利九千六百万元，照理说是应当向刘青山报账，但张文义却私吞了。

刘青山、张子善批准交给张文义四十九亿四千万元，派人到汉口投机贩运钢铁，以图暴利。张文义得此巨款，曾存放银行生息并搞其他投机生意，扰乱金融物价，藉此合伙贪污。天津市木材价格高涨，刘青山、张子善为图暴利，派人穿上军服，冒充军官，到东北盗运木材四千立方米。

90年代初，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新中国第一大案》，导演高天红是天津武清人，50年代在天津参加了潮白河、子牙河修河工程，参加建设杨村机场，参观过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实物展，对那个时代的氛围和人的精神面貌比较熟悉，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