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民
爷爷
烈金坝在汉中的党史上，是应该值得一书的地名。它其实就是川陕古道、汉水之源的一个小镇。它的南边、北边、西边都是山，汉水之源嶓冢山就在附近。汉水、大林河、宽川河又在这里交汇，给这个山区小镇添了几分秀色。
陈家院子，是烈金坝叫得响的一个大家，爷爷陈大训是这个家庭的长子。爷爷还没长大成人，太婆就死了，后太婆在爷爷之后为陈家又生了五个孩子。后太婆管家，对爷爷另眼相看，爷爷成人后，并没有分到他应得的那份家业。要争这口气的是婆婆。婆婆娘家姓朱，是庙坝的一个大户。朱家没有儿子，只有婆婆一个闺女，朱家把婆婆视若掌上明珠，倾尽家产扶持这一个女儿。那时侯，朱家的银子用牲口往陈家驮，婆婆不但供爷爷念书，还用娘家的银子置了田、地产和房产。田、地产很多，统统租出去。陈大训和他的媳妇陈朱氏只需收地租就享用不尽。但婆婆生性太强，她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女出人头地，她供三个儿子念书，一个念书到上海，两个到了汉中。这在二十年代的宁强县确实是值得风光的。
那时，陈大训是消闲的。女人管家，他乐滋滋地赶赶集镇、逢逢场，逛逛田坝、河坝，在屋里抽抽大烟。他高个子，黄脸，突出的颧骨，民国初年留起了前面剃的很光，后面披向肩头的长发。他总是骑着牲口出去。乡里人无不羡慕陈大训，嫉妒他那个深山里来的、又有钱又能干的婆娘。但是随着儿子们一天天长大，特别是长子陈锦章念书到上海，陈大训悠闲的生活逐渐地变得不太平了，先是儿子一封封地写信回来，劝父亲戒烟、母亲放足，后来又不断来信宣传社会需要改造、生活需要更新的道理。素不知，儿子陈锦章不但在上海接受了新思想，参加了共产党组织，而且投身五卅运动，成为中共上海西区组织中的骨干分子。儿子陈锦章在1926年9月归来，更是给烈金坝和附近的大安镇带来震荡。成立共产党组织，宣传新的三民主义，报道北伐军胜利的消息……烈金坝和大安镇一带的人，对陈锦章刮目相看。那时陈大训也一切听儿子的，直到1928年3月，儿子被宁强县当局缉捕，后越狱逃往四川，陈大训仍然是一切都按儿子的意愿办事。陈大训这个有田有地的乡绅，甚至在儿子的影响下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
正是这个陈大训，后来用家里的钱财支持儿子的革命活动；也正是这个陈大训，在1929年西北大旱之时，倾其储粮救助饥民。他眼睁睁看着女儿孙女放脚；他默许儿子的新式婚姻；当二儿子陈文华在汉中城里闹得天翻地覆，拉队伍上山打游击时，他也没制止。1935年2月，他又和家人一起随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这个在家里什么活也没干过的乡绅，在四川旺苍坝居然能怡然自得地精心整治红军交给他管理的菜地。陈亚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爷爷从家乡走向四川时在山路上一冲一冲的样子，永远也忘不了他在蒜苔地里笨拙地抽蒜苔和在韭菜地里薅草的样子，那是她的爷爷留给她的最后的印象。那时，从爷爷身边走过的，是成千上万的、望不到头的西去的红军队伍，而她和她的爸爸、妈妈，以至叔叔、姑姑、妹妹都在这队伍当中。
爸爸
陈锦章去上海念书的时候，他的女儿陈亚民还在母亲的腹中蠕动。妻子是童养媳，黑、小、瘦，陈亚民至今忘不了母亲踩了凳子在灶台前洗锅的样子。陈锦章一去就是四年多，回到家时女儿已经五岁。“我五岁那年爸爸从上海上大学回来，有两个挑夫挑着行李，其中一个担了两个花盆：一盆白茄子，一盆牡丹。狗在咬，人说我爸爸回来了。我见到他很害怕，叫也叫不拢。”
至今保存着的陈锦章的照片里，看见的是一个瘦瘦的、高高的、书生气很重的年轻人。瘦削的脸，倔强的嘴，忧郁的眼睛。我们不知道当年他离开家乡去上海时是什么样子。陈亚民说：“从我看见爸爸的第一眼起，就没有见他笑过。他总是默默无言，一脸的愁苦。”
他其实是一个极其善良又极其伤感的人，我曾经看见过他画在丝绸上的一幅画，落款是“嶓冢山樵夫谨芳。”画的是汉江上游深秋时的景色：树木萧条了，芦苇开始干枯，峻峋的山石，孤苦的渔夫，孤单地飘荡着的渔舟。那是他从上海回到家乡后画的，萧杀的秋色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
其实他本质上又是一个极其热烈、极其热情的人。他在上海最初上美术专科学校，后来转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他喜爱艺术，有一双艺术家的锐利的眼睛和感受力很强的心灵。他追求美好，渴望一个幸福的、美丽的、春意盎然的世界。采访中陈亚民给我哼起了她爸爸教她的一首叫做《春深似海》的歌：“春深如海，春水如带，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显出来，变出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风你小心点吹，不要把花吹坏，现在桃花正开，梨花也正开，万紫千红一起开。”难怪他千里迢迢从上海回到家乡时，带回的是两盆花。但这仅仅是歌，是花，不是现实。现实的世界大概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上海一面上学，一面就投身于革命。陈锦章所处的上海艺术大学，正处在革命的风暴当中，从现在保存着的汉中旅沪同学会创办的《汉钟》杂志中可以看到，陈锦章和他的一大批在上海的汉中同乡，积极地投入了五卅运动。他也正是在这一年参加了共青团，接着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当时的汉中旅沪同学会，是一个置于中共上海法租界独立支部领导下的外围组织，负责人刘秉钧，汉中城固县人，当时担任中共上海法租界独立支部书记，以后在陈云同志之前，担任中共上海法南区首任书记。陈锦章在他的领导下，参与旅沪同学会的工作，并在党的组织中，积极从事宣传工作。陈锦章受党的派遣返回汉中是1926年9月，当时国共两党联合进行北伐，以叶挺为首的北伐军先遣队已从湘南进入湖北，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陈锦章经湖北、河南边界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准备着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同时建立共产党组织。
爸爸
陈锦章从上海回来带回来许多新的东西，事实上他已经完全成了一个新人。他动员女子剪发、放足，拒绝父亲用大烟给女儿治疗咳嗽病。他不嫌弃童养媳出身的又黑又瘦又小的妻子，常常在母亲面前为妻子争取地位。“为了给我妈争取地位，我爸爸带着我妈离开婆婆住到汉中。”他在拜见长辈时拒不下跪，他说：“我给你买个东西可以，我不下跪。”拜见太爷时，他拒不叩头，亲戚们都叫他叩头，没办法了，他跪下去一条腿。亲戚们笑说：“这像个啥子？”
他最先给自己的女儿放足，他的妻子是反对给女儿放足的，但最后连自己也放了足，陈锦章给她买一双皮鞋，在鞋前面塞了棉花让她穿在小脚上。妻子走路一甩一甩的，他说“那不是鞋的错，那是缠脚的错，总有一天人家看见你们放了脚会羡慕呢！”他同情那些干苦力的，佃户来交租子，他陪着吃肉喝酒。看见那些没衣穿的纤夫拉纤，他就教女儿唱一首拉上水船的歌：“依唏嗨呀，大家一起用力拉！嗨啁嗨啁，大家一起用力拉，挣钱回去养妈妈！”他问女儿：“看这些人苦不苦？”他的三姐和三姐夫抽大烟，他训他们。他来了，三姐和三姐夫便躲到床下面去，在地上铺一张凉席继续过烟瘾。他说：“三姐，你们干啥哩，咋不睡到床上去。”“你们慢慢戒了吧，那是外国人害我们中国人的东西。”
陈亚民说：“爸爸回来了，他带回来的那些好像都突然的很，叫人一下子不好接受。不过多亏我刚缠脚就被爸爸放了脚，要不是后来爸爸长征，我怎么能跟了去呢？”
爸爸
陈亚民当时并不知道爸爸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爸爸是党的汉中特委成员。“爸爸带着我妈、我、姑姑到汉中，送我和姑姑去女小念书。爸爸在女子师范和附小教书，教美术、音乐和历史课。爸爸踏风琴踏得好，手指非常灵活。”“那时候，爸爸在丁字街何家公馆后院租了三间房住。何家虽说是公馆，有三房太太，但看上去已败落了，也很穷。爸爸在院门外扯根绳，绳子通到后院爸爸住的房间，那里拴着一个小铃，有朋友来，拉一拉绳，爸爸就知道。”“爸爸说：你好好学音乐，学跳舞；莫要吃辣子，长大了好唱歌。”爸爸对女儿的启蒙也是从这儿开始的。爸爸领女儿上街，看见脚夫用滑竿抬人，说：“你看，人都是人，为什么要人抬！”夏天，爸爸穿个白纺绸的长布大衫子，手里拿一把纸扇子。那时候，汉中有穷人给富人打扇子，富人在前面走，穷人跟上来在后面煽扇子。好几次在街上，有人跟上来给爸爸煽扇子，爸爸说：“我有呢。”掏几个铜元给人家，打开自己的扇子煽着走了。
他把自己的女儿打扮的像个男孩子，头发剪短不说，衣服也扎在裤腰里。但领女儿去戏园子看戏时，衣服里塞了传单。“那时候，爸爸带我和姑姑去看戏，我和姑姑的怀里一面是传单，一面是一个扁扁的筒筒里装着浆糊，看戏出来，走没人的地方，爸爸摆一摆我的手，我和姑姑便过去贴一张传单。第二天早晨我背了书包买了糍粑去那地方看，警察正在骂人呢。”
接着是闹学潮，是学生上街游行，冲击府衙和警察局。之后是学生被抓，还有不知从何处抓来的学生在汉中被处死。“处死那些学生我去看了，在校场西边的树林子，警察用枪托把他们往坑里打，他们把口里塞的棉花吐出，带着脚镣跳，嘴里叫骂不止。”“那些天，抓一回学生，活埋一回学生，爸爸就在屋里睡几天，要么在屋里走来走去。过几天好了，坐屋里吹箫，一吹就是半夜。”
他总爱和学生在一起。那些学生也爱来找他，向他求画，要么画枕，要么画扇子。他的画在汉中很有名，在汉台和文庙办过画展。就连国民党三十八军的军长，汉中的绥靖司令长官，表面上也向他求画。终于有一天早晨警察包围了他的家，陈亚民和姑姑看见院内院外乃至城墙上都站满了军警。陈锦章被绑在院内一棵桂花树上。“要紧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搜出来，那时，蜡版和印刷机藏在北街那边我二爸家里，他们没搜到什么，也就把爸爸放了。”陈亚民说“我的爸爸就是这样，时间长了，一天一天的，我才知道他在干什么。”
二爸
陈锦章的弟弟陈文华是陈锦章在汉中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后来到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念书，担任过地下党汉中第五师范支部书记，共青团陕南特委书记，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长、书记，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政委。从现存的照片看，他是一个英俊小伙，浓眉，大眼，专注的神情，和他哥哥一样的紧抿着倔强的嘴。
陈锦章刚从上海回家乡时，陈文华还是一个跟在哥哥后边跑来跑去的中学生，但是几年后，他已是汉中学生运动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知道陈文华的人很多。他在地下党组织里很有威信。他领导的第五师范支部是汉中地区学校党组织中最强有力的支部，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前驱》和《追求》就是在他的领导下一手创办的。陈亚民说：“后来，别人都说汉中地下党组织中我爸爸主内，我二爸主外，我看也差不多。”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从1930年到1934年，陈文华一直活跃在陕南地下党组织的前台。1930年的非基运动，1931年的红五月运动，1932年底迎接红四方面军过境、为红军募捐，1933年和1934年建立地方红军游击队，他都是主要的领导者和参与者。
“我的二爸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陈亚民说，“在汉中，我和姑姑每次去找他，总是看见他和二妈在那里刻字。”但是他显然也和他的哥哥一样是一个伤感的人，陈亚民说：“有一次我在学校调皮，刘老师找我二爸，二爸打了我一顿。我婆婆骂二爸说：‘她个没娘娃儿，你打她干啥？’二爸抱头哭了一场，说：‘她不好好上学，我咋办？’”他又是一个有着全新观念的人，他和妻子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同居了。他又有一颗永不泯灭的童心。陈亚民说：“雪天里，他和二妈扣麻雀，在屋里炸麻雀吃。我喷一口水把窗户湿了，从窗洞往里看，二爸说：‘香得很，香得很。’我给他们锅里撒一把沙子就跑了。” 陈亚民说：“我不怕他，他温温良良。”但是他和自己的哥哥一样，腔子里沸腾着不息的热血，并且热烈地显露出来。“二爸教我一首歌：杀！杀！杀！杀尽反动派！把我们的红旗插起来！把我们的政权建起来！”
二爸踏上长征的路是必然的，并且带上了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陈亚民永远忘不了最后一次见到二爸的情景。那是她和姑姑随红军后勤部队路过一个小镇，她隔着一个窗户看见二爸在院子里一张桌子前面写字。人很多。她大声地叫“二爸，二爸！”，但是班长在不断地催她入队。他们的队伍在行军。二爸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她。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二爸。
后妈、二妈、三妈
这家人中，三妯娌和她们的男人一起参加红军，踏上了长征路。
“那时候我的亲妈已经死去三年了，”陈亚民说，“亲妈死时我九岁。我的亲妈是幸运的。亲妈是童养媳，没有文化，但我的爸爸没有嫌弃她。”
亲妈死后，爸爸给她找了一个后妈，汉中人，大户人家的闺女，年龄稍大一些。后妈的爸爸在陇南当过县长，退下来在汉中定居了。陈亚民说：“后妈娘屋我去过，有院子，有莲花池，有书房，有圆门。”后妈是一个新女性，愿意嫁给在外头见过世面的她的爸爸。
二妈叫李泽生，城固县人，汉中女子师范学生，是汉中学生运动的最活跃分子，担任过地下党汉中女师支部书记，共青团陕南特委组织部长、书记。曾住特委机关。二妈高个子，学生发型，一只眼有点斜视，看什么都是一副蔑视的样子。二妈急性子，缠过的脚几天就放了。嘴巴能说，走路风风火火。二妈造反精神很强，出去搞活动比二爸还厉害。1933年，二妈生了一个孩子，死了。1934年再生一个，叫青梅子。二妈随红军走的时候，青梅子才几个月，二妈给青梅子头上戴个帽帽，往怀里一抱就走了。
在陈亚民的印象中，最没出息的就是三妈。三妈叫宁素梅，宁强县大安人。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父亲是晚清时的贡爷。三妈刚嫁过来，憨头憨脑，嘴有点翘，成天哭兮兮的。手上老长黄水疮，她看着一双长疮的手没有办法。
三妯娌除二妈外，后妈和三妈参加红军都多少有一点随男人的意思。踏上征途之后，后妈和二妈最先掉队，因为她们染上了伤寒，并且要照顾月娃儿，不得不在老乡家里留下来。而三妈着实是牺牲了。陈亚民忘不了三妈失踪的那个黑夜，那天夜色漆黑一团，部队冒着弹雨突围。三妈便是在这个夜晚丢掉的。
三爸、姑姑、妹妹、堂妹
在陈亚民心目中，三爸陈文芳似乎还是个孩子。三爸是汉中共立中学学生，共青团员。三爸调皮，老爱拧侄女的脸蛋，但三爸随红军上路时，因为不听话，二爸还拧他的耳朵呢。如果算上三爸，孩子群里共有五人。他们是三爸陈文芳——一个调皮的20岁的小伙；16岁的姑姑陈真仁；12岁的陈亚民；陈亚民的4岁的妹妹汉兰子；二妈的女儿——刚刚几个月的青梅子。
在五个孩子中，陈亚民是最活泼的。“因为我5岁了才见到爸爸，5岁前婆婆非常惯我，我因此敢于和几个爸爸打闹。”她9岁时亲妈死了，爸爸把她和姑姑陈真仁带在一起，她因此和姑姑最亲。 “我比姑姑凶，”她说，“姑姑爱哭。”其实她并不能说清楚她姑姑到底是什么性格。陈真仁后来和张琴秋、康克清、汪荣华一起走过漫漫的长征路。
“姑姑坚强，能吃苦，能受累，别人背米袋子，她背不动，也硬背，一路走，汗水顺脖子流，从不吭声。”
她送给我的她姑姑的那张照片，是她姑姑1955年首次授过上校军衔以后照的。
最可怜的是她的妹妹汉兰子，4岁小女孩，有着催人泪下的故事。月娃儿青梅子还在混沌中，也和母亲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
这，就是这个家庭走上长征路的三代十一口人，这个家庭几乎全部的成员。
踏上征途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在宁强一带接到中共中央和军委来电，来电建议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向西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已经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因此，红四方面军决定离开根据地，踏上新的征程。
为了迷惑敌人，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2月3日发起了陕南战役。先后攻克宁强、阳平关、沔县等城镇，继而攻打褒城，围逼汉中，造成红军要北出秦岭，攻打西安，东出潼关的态势。
陕南战役中最大、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发生在沔县新铺湾，红军和白军在这里对峙一天一夜，红军方面参加战斗的是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白军方面参加战斗的是陕军有名的悍旅四十九旅。新铺湾以西，正是陈锦章的家乡宁强县大安镇烈金坝，红军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战斗的结果是红军全歼四十九旅。红军继续东进，红三十军、红九军、红四军各一部经沔县、铁锁关等地直指汉中。汉中告急，西安乃至南京为之震动。蒋介石慌忙调动胡宗南部北向增援，嘉陵江、剑阁、阆中一带的防备因此放松。红军达到战役目的，遂回军西进，撤离汉中，渡江长征。
还在红军将要攻打宁强之时，汉中守军已惶惶不可终日。汉中即将戒严，陈亚民的爸爸陈锦章、二爸陈文华赶在戒严之前带领全家匆匆出城而走。陈锦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投红军去。”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正碰上宁强的白军退下来。全家人因此去山沟躲藏。陈亚民说：“后来红军来了，爸爸和二爸找红军联系，他们一起到了大安，在政治部搞宣传工作。二爸仍印传单，爸爸去街头刷标语，画宣传画。”红军在宁强、沔县、南郑一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军大量扩军，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红军。李先念后来回忆说，仅他带领的红三十军，就在宁强、沔县一带扩军1500多人。但红军在宁强、沔县一带只待了十七天就开始向西撤退。
“三个爸爸和三个妈都要参加红军了，姑姑也要去。婆婆要留下我，但我要跟了去。我没有亲妈了，爸爸是我最亲的人。”陈亚民说，“爸爸对爷爷说：我们都参加红军了，你留下怎么办？爷爷也就跟着走了。”那时候只是说到四川去，而红四方面军的战略目的也就是迎接中央红军，在川陕甘一带开辟新根据地，陈亚民说：“谁知道后来蒋介石把我们赶到草地里去了，也不知道这就是长征。”
分离
最初，他们一家人还走在一起。他的爸爸照顾着爷爷。二爸和三爸轮换着背她四岁的妹妹。后妈和二妈照顾着月娃儿青梅子，她和姑姑、三妈一路紧跟。一路向西，在宁强作了休整；接着向南，翻大巴山进入四川。陈亚民说：“那时刚过年，红军一路打土豪，一路都有肉吃，就连我爷爷也劲头十足。爷爷走路一冲一冲的。二爸把妹妹架在脖子上走在最前头。”但是到了旺苍，红军重新编队。她的爸爸、二爸、三爸被政治部叫去，据说编入作战部队，向西开进了。“他们被叫去就再也没回来，除了二爸后来我在行军中看到过，爸爸和三爸再没有看见。”
爷爷被留在旺苍，帮红军家属种菜地。爷爷并不知道白军会马上卷土而来，爷爷平静地等着，等着儿子们打胜仗归来。爷爷在摘菜，她爬到爷爷背上去，说爷爷你喝水吧？我给你舀一碗水。她的妹妹在爷爷身边睡着了，爷爷把妹妹抱到床上。
接着是女人们和孩子们也分了工作。她和三个妈、姑姑被分配到红军被服工厂。“我们做帽子，做衣服，做鞋。”她说，“被服厂有机子，但大多数还是手工。”她被分去学着用手工缝裤头，最初一天缝一个，后来一天缝两个，大人们都夸她能干。但接着就是被服厂和后方机关一起渡江西进。她们都背布匹，跟着部队前进。后妈和二妈仍然照顾着月娃儿青梅子，她和三妈、姑姑轮换着背妹妹汉兰。爷爷被留下了。她从此再没有看见爷爷。
战斗一场接着一场，而她的后妈、二妈都染上了伤寒。后妈和二妈病得很重，牙齿都黑了。一路颠簸，月娃儿青梅子成为拖累。那夜，将近江油，他们在一个村子住下。江油这场战斗是场恶战，他们在夜里受到袭击。往日夜里行军，他们总是把麻布拧成绳，蘸了桐油点火把行军。这夜敌人突袭，他们不能也不敢点火把，后妈和二妈是不能走了，她被姑姑拖着，背着妹妹，和三妈一起随部队突围。他们在竹林里跑，枪声像炒豆一样，子弹不断地把竹竿打断，不时有人在身边倒下。他们一气跑到天亮，待天亮清点人数时，却不见了三妈。她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三妈。“我的三妈肯定被枪弹打死了。”她说。她忘不掉三妈的样子。
现在和她一路行军的，只剩下她的姑姑和她的妹妹汉兰了。
妹妹
至今提起妹妹，她便忍不住大恸。
亲妈死后，离开爸爸，妹妹离她最近。陈亚民说：“我的妹妹长的好看，乖，嘴巴会说，有点小大人的样子，会说顺口溜。我妈死了，妹妹没人管，营养缺了，瘦骨嶙峋，脸上没有一点光泽。”四岁的孩子，长征前就得了脱肛病，一路上流血、流脓。但她死也要背上妹妹，她和姑姑轮换着，不让妹妹掉队。“但是，姑姑也得了伤寒病，走不动。我要搀扶姑姑，还要把妹妹拖上。妹妹的病越重了，流很多血。”陈亚民含着眼泪说。
丢掉妹妹是在土门那个地方。
土门战役是西渡嘉陵江后第一个大战役。白军为了阻止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在土门布置了三个旅的重兵。红军从4月底开始发起战役，5月控制了北川河谷。白军急调五个旅十四个团增援。5月6日至12日，红军在大垭口、白家林、千佛山一带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5月14日，红军发起总攻，攻占土门，并乘胜追击敌人。白军又调三十个团的兵力阻击，企图阻止红军继续西进。从4月底到5月22日，白军总计投入兵力约20个旅，被红军歼灭一万多人。6月中旬，在完成掩护主力西进的任务后，红军逐次撤出土门。
前方激烈的战斗，陈亚民和她的姑姑并不知道。她们到达土门时，战斗已经结束。土门附近有一条小街，街上住着几十户人。街外边三四里处有一座小山坡，山坡上有一座药王庙，也许红军曾在这里与白军争夺，庙院被破坏了。和她们一起在庙里住下来的，是一些后方机关的病人。天很热，病人们都张着嘴大口喘气，姑姑病的再也走不动路了。她一路照顾姑姑和妹妹，累的再也不能支持。上级告诉她们，部队明天又要西进，到茂县、松番一带，并且进入草地。她实在不能照顾姑姑和妹妹了，至少，姑姑和妹妹两人，她必须舍弃一个。她最终决定舍弃妹妹。她背妹妹下山，到小街上去。因为打仗，街上的人都跑了，街上到处是灰土。她终于在一家茶铺里找到了一个看门的老婆婆。她进门就给老婆婆磕头，求老婆婆把妹妹收下。“我说我妈死了，爸爸找不着了，姑姑病了，我再也不能背上妹妹赶路，丢下妹妹也是没有办法。”但老婆婆看看妹妹，嫌妹妹生病，不肯收。“我又给老婆婆跪下，说婆婆帮帮忙吧，过几天找见爸爸，我会和爸爸把妹妹接走。妹妹知道我要扔她，起先是大颗大颗落泪，接着扑上来大哭。我抱住妹妹，说：‘妹妹，你咒你姐姐吧！’”她挥泪跑出小街。回到庙里，她蒙头落泪。等姑姑醒来，她说她把妹妹给扔了。这一夜她怎么也不能入睡。朦胧中总觉得妹妹叫她。她睁开眼，那声音一声比一声清楚，她冲出庙门，朝山下看，就见月光下陡斜的石阶路上，有一个向上爬着的小小的身影。那正是妹妹。她刚叫一声妹妹，下面就是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她一路飞跑下山，姐妹俩抱成一团。“你莫要丢我。”妹妹说。她又背妹妹上山。庙院里很静，在她的怀里，妹妹睡着了。天将晓，他们又要赶路了，她必须在天亮前把妹妹扔掉。她又背妹妹下山，把妹妹放老婆婆门口。她敲门，听见里面有了声音，但此时妹妹便惊醒了，她不等妹妹哭出来，扭头就跑。这一次她满面是泪，再没回头。
“我才12岁，我好狠心啊！”
“我妹妹病成那个样子，没人管，她就活不了多久。”
小战士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6月29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重新编队，编为左、中、右路军和岷江支队共同北上。她的姑姑被编入红军医院，她自己被编入剧团。陈亚民说：“我爱唱爱跳，不想到医院去。我虽然到剧团去了，但我们都是后方部队，还能常在一起。”他们随左路军一起，穿过草地，到达了阿坝地区。“第一次过草地，好像并不难走。别人打土豪给我四五双鞋，高兴的不得了。踏在草坨子上，象踏在凉粉坨子上一样，我身子轻，不感觉难。晚上到高处歇夜，把火点着，围着火，跳舞唱歌。我的任务就是跳舞唱歌，宣传红军，扩大红军。大阿坝小阿坝我都去了，我们每到一处地方就唱起来，把人吸引拢来，他们拢来了我们就宣传，让他们参加红军。我们尽找那些童养媳等受害女子，叫她们起来反抗，和红军走。”她三天两天扩大一个，有时一天就扩大一个。但到了阿坝，红军又突然南下，说是要打成都，回成都吃大米。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因为张国焘和中央闹了分裂。他们再过草地，沿着中央红军来时的路反方向走，并且翻过了夹金山。但在天全、芦山、雅安一带，红军受挫，被迫翻过海拔五千多公尺的折多山，进入藏民区。“不是说要打成都吗？不是说‘盒子枪，打刘湘吗？’怎么到了番地呢？”陈亚民说，“当时南下的歌我还记得：‘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积极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川陕省；创造西北根据地，争取川陕甘胜利！’唱得非常有力。”但是他们还是往西走了。从9月中旬南下开始，部队经过了绥崇丹懋战役、天芦名雅邛战役，二过草地，两过雪山，兜了很大很大一个圈子。红军减员将近一半，并且越来越艰难。在转战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一带时，红军就常常以野菜、土豆充饥，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每日吃到两稀一干。1936年4月，经过半年多辗转，终于来到甘孜。“我们到达甘孜时，人家喇嘛还出来接。”陈亚民，“在甘孜，捻毛线，织毛绳，织好了打裹腿，要不腿肚子甩得疼呀。在甘孜，穿老百姓的衣服，住老百姓的屋，藏民的房子三层，下面养牛，中间住人，上面做仓库。早晨起来大人出操，我给她们铺床叠被。我的任务还是演出，宣传，扩大红军。我在这里扩大了一个女藏民，她很精干，会说汉语，我们教她唱歌、跳舞，她也教我们跳他们的藏舞。大家都说我能干，把藏族女子扩大来了，这下好了，我们有通司了。”“这个藏族妇女后来和我姑姑一起到延安了，姑姑说，解放后派她回家乡当县委书记去了。”陈亚民在甘孜给自己织了一件毛衣穿上，她还会做八角帽，给自己做了顶八角帽戴上。她会唱红军的歌，唱得有力、热情。她唱：“当兵来当红军，处处工农欢迎，指挥员战斗员都一样，没有一个人抬人。”她说：“长征时，一路上我都是走过来的，走不动就拉住马尾巴走。”她又唱：“我爱红军，我们是钢铁红军，雪山草地我们克服它，一切都不怕！”她至今瞪着一双眼睛想：“这些歌，谁知道是不是我爸爸编的呢？”
永远的前方
我问陈亚民：“那么艰苦，你小小的年龄为什么能走下来？”陈亚民说：“他们都说我的爸爸在前方，我要去找我的爸爸。”
1936年5月，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初，二、四方面军又开始北上。红军又一次向包座、巴西一线进军，第三次越过草地。这是他们最长的一次行军，前前后后走了一个多月。越往北走，越难。因为是第三次路过草地，找吃的已经实在不易，他们比任何一支红军都走的艰难。“前方部队打土豪，把能吃的差不多都吃了，我们只能到处找他们剩下的。我们甚至在马粪里找马没有消化的豌豆，捡来在水里淘一淘就吃。那些马粪是牧民的马经过时拉下的。但是我最害怕的还是走路。”陈亚民告诉我，路越走越长，她越来越害怕走路。她的面前是无边的草地，一些草坨子上长着野葱。他们对付的不光是川军了，还有青海一带过来的马家军。“他们是骑兵，我们是后勤，我们没有骑兵。我们的骑兵到前方去了。骑兵过来，要用望远镜望见，那就活不成了。”陈亚民说，“我们指导员姓冯，我提的一把茶壶是她的。班长是孙桂英，高个子，皮肤白，非常漂亮，非常精神，原来是张琴秋的传令兵，派来给我们当班长了。”
他们走过的是青海和西康交界的地方，是现在川西高原的一部分。天很冷，他们在头上顶张牛皮，要么顶个包包，否则冷子突然落下来，就会把人打伤。还是前方好一点，前方打牧主，有牛肉，有丸子吃。“我的爸爸是不是在前方呢？他有没有牛肉吃呢？周参谋说我的爸爸在前方。”但是后方的部队就太苦了，没有吃的，肚饥，身上就冷。“我们夜里把床单裹在身上。我们穿的全是老百姓穿的衣服，又破又烂。我们到最后还是吃牛皮了。我们把牛皮割成一条条的，烧吃。”“我的鞋走烂了，用绳子绑住，结果磨破了脚。我越来越走不动了。”陈亚民说，“我越来越害怕走路，只要能住下，我就高兴。”但是她还是走出了草地。“我最小，大家都说：‘小妹妹走快，掉队了蛮子就把你杀了。’所以我只是走只是走。”“我终于翻过了雪山，下山时我们还看见了树，但是树林里是潮湿的，我们捡柴煨火，柴是湿的，煨一点不死不活的火。大家放下背包围着火围成一个圈，靠在背包上睡觉。天麻麻亮，我们又起来了，没水洗脸，就抓一把雪擦一擦。”
“我总想我的爸爸在前方。我只要走下去，总有见到爸爸的时候。”陈亚民深情地说。
掉队
在达拉山她掉了队。达拉山属岷山山脉。那时候她的脚肿得很厉害。她不知道先头部队已经抢占了腊子口，攻占了大草滩、哈达铺。到了哈达铺，前面可以说就是坦途了。连后方机关也翻到山的那边去了，但是她还远远地掉在山的这边。“这座山我是一个人翻过来的。”陈亚民说，“翻过山，过一道河。河里没水，桥被破坏掉了，我从桥下面走过。掉队的人很多。有一个是我们的老乡，汉中白杨林的。但是我们谁也顾不得谁了。大家都恹恹的，一脸愁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继续往前走，谁也帮不了谁了。”越走，越没有人烟。这一带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土匪，人还没来，老百姓就跑光了。她不知道走到啥地方来了。渐渐地，人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到她前面去了，在茫茫的荒野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一个从12岁走到13岁的孩子。“心里好困呀！”陈亚民说。接着是马家军来了，骑兵一队接一队地从路上过。她爬到一片酸刺丛里，把骑兵躲过去。她在酸刺丛里爬了四天，白天不敢走，夜里勉强走几步。她的后面再没有人了，她终于坐在酸刺丛里，看着一双肿得像罐罐的腿伤心地哭了。再没有人了，没有红军，也没有白军。她从酸刺丛里出来，找东西吃。
“也怪，我在酸刺丛里爬着时，也没叫狼虫虎豹把我吃了。我不害怕。夜里走路时，我踩在死人身上，‘咕’的一声，我也不怕，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往前走，去追赶部队。”她说。
终于有了人烟。她走到一个叫麻石川的地方。一个老婆婆和老汉在巷子里看见了她。老婆婆问她话，她只知道哭。“他们说的话我不懂，我说的话他们也不懂。”陈亚民说，“我指着一双肿脚，告诉他们脚痛。”老婆婆和老汉很穷，但是他们还是收留了她。她说：“我在他们家里住了四个月，四个月里都装成哑巴。老婆婆和老汉知道我是红军，怕走露了风声，对人说我是他们武都来的亲戚。老汉姓张，靠要饭、跳阴阳挣饭吃。他们救了我，治好了我的脚，教我当地的话。”但是老人不敢长期收留她，他们为她匀出一条棉裤，换一件衣裳，准备一些干粮，让她上路了。她沿路要饭，没走多远就到了哈达铺。她在哈达铺先是要饭，后给人帮工，不久，她就被她帮工的那家人卖到岷县一带。她在那里失去自由达八年之久。岷县的八年，是陈亚民的另一个悲惨的故事。
“我掉队的时候，我的姑姑在大草滩。”陈亚民说。大草滩在山的那边，后勤机关在那里住了一夜。姑姑夜里寻找，发现她没赶上部队，翌日清早，又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叫，没有她的踪影。同志们都来拉姑姑，姑姑说，我的侄女肯定掉在山那边了。姑姑抱着头放声大哭，被人扯着又向前行军了。这是姑姑后来告诉她的。
结局
1936年10月9日，在她掉队仅仅两个月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再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从1935年2月离家至此，已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同月，她的姑姑到达陕北，不久，姑姑在陕北与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结婚。傅连暲解放后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和卫生部副部长。姑姑被授予上校军衔，那时姑姑36岁。
翻开《陕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在宁强部分可以看到陈亚民的爸爸陈锦章、二爸陈文华、三爸陈文芳的名字。“我的爸爸是怎么牺牲的？”陈亚民至今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病掉队的她的后妈和二妈，在老乡家里养好病后，带着月娃儿一路要饭回到家乡。数年后后妈改嫁，二妈据说又奔延安去了，但是一去没有下落。解放后，她在一家商店里看见了当店员的后妈。
她流落甘肃八年，过着非人的日子。1945年春，为了逃回家乡，她被人毒打的昏死过去，救他的是一个到岷县去办事的宁强人，此人姓吕，以后成为她的丈夫。他从血泊里救她起来，此时她已在露天里昏死了一夜，覆盖她的，是野外的寒霜。她被人抬着走了21天，回到家乡，见到了从小带她的10年不见的婆婆。曾经火爆爆的陈大训家已经衰败了。她回来，仍和婆婆在一起。“后来我婆婆死了，我便出来另过，家业被别人得了。”她终于变成佃户，在宁强王家坪，和丈夫佃二亩地种过日子。她走街上卖菜、卖醪糟、卖凉粉……“我那时过的什么日子？鬼一样！大户人家的狗吃的都比我吃的好。”她成了一个真正的穷人。
背影
火爆爆的陈家，几十年沧桑巨变，最后只剩下两个女人。陈家的男儿，一个也找不见尸骨。1968年，陈真仁的丈夫傅连暲被迫害致死，在中共中央为傅连暲举行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盒安放仪式上，陈真仁悲痛欲绝，说：“我们家的男儿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陈亚民有时还回烈金坝去，看看乡里人一家比一家火爆的日子，再想想自己家里死去的亲人，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陈亚民深情地说：“这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我的爸爸吗？不就是因为爸爸那样教育我吗？”
但是她的爸爸又为了什么呢？
我想：他是为了追求。为了自己的追求。这追求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人，为了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生活。那是他心里一片灿烂绚丽的东西。它们是崇高的，不含杂质的。它们有别于那些肮脏的、卑鄙的、庸俗的、低下的东西。他们像花一样，可以把世界打扮的更美丽。他以他纯洁的善良的心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了这个追求，他踏上了征途。我想他那样坚定地踏上征途时，脚下是踏实的。我想因为这个，即使牺牲，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一刹那，他是欣慰的。
我结束了我的采访。夕阳西下，我独自步出宁强县城，天空一片霞色。我面前的一个山垭，正是这家人长征时西去的道路，向着这个山垭走着，我仿佛又看见了这一家人披着霞光踏上征途的情景。瘦高的陈锦章，扶着他们的父亲，他的父亲走路一冲一冲的。后面是那些妯娌和互相攀扯着的孩子，而打头的是她的二爸，他把四岁的汉兰子高高地架在脖子上，走得很有劲头……
这是一个革命家庭的传奇经历和悲壮人生的缩影。她的后面，虽然是死亡；她的前面，却是辉煌的革命事业和壮丽的人生！为了这个事业，陈家前仆后继，献出了青春，献出了热血。嶓冢山应为有她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