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左右手，并被内定为其继承人，他自1935年起数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对英国外交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翻译此书主要是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
这是瞿同祖回国十年后第一次跟“学问”沾边，而且与其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但瞿同祖还是很高兴，他后来曾表示，“当时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这件事，我欣然接受。”
▌分隔数年后，艰难的重聚瞿同祖回国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为了与妻儿团聚。1976年，赵曾玖病逝。
1949年归国后，她从北京被发配到贵州，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才退休回湖南，与瞿同祖团圆。
因为战争及动乱，他们结缡四十余载，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8年。
文化大运动期间，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这个曾跟着俞平伯学习中文的孩子，亦被发配到了东北林区。
瞿同祖一家全家福
而此后的日子里，瞿同祖不得不回答一个持续经年的疑问。在一次访谈中，他终于爆发了：
有人提问很不合理，像动荡年代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动荡，我怎么知道呢？连高层都不知道要发生动荡，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我是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
▌重回学术圈，却彻底放弃写书
1976年，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听说了瞿同祖的际遇，爱惜人才的李新，将瞿同祖借调到了近代史研究所，且于1978年，为之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
瞿同祖年近七十，方回归到学术圈内。他始终记得燕京大学师友的鼓励，再写一本好书。为此，他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数据，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不得已而放弃。
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没有治愈。直到他在协和医院碰到张孝骞，解放前张孝骞就曾经给瞿同祖看过病，张孝骞一针见血指出，“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瞿同祖从此彻底放弃了写书，结果十多年病都没有复发。
此后，除了偶尔出席国际会议，他再无著述。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健曾经多次访问过瞿同祖，据他描述，瞿同祖从来不刻意计划做什么，也不会主动去创作，如果开会需要投文章，他也是写完就扔，从来不保存。
瞿同祖也很少去单位，在近代史所，年纪轻一点的后辈几乎没有见过他。他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学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招过学生。
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表示，父亲的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
瞿同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仍然听古典音乐，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晚年瞿同祖
▌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博学者
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瞿同祖及其著作，开始逐渐引起了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注意。
然而，他成为了一个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人物，他以社会学出身，在法学界闻名，研究汉代与清代社会，最终又在近代史所落足。
其跨越不同领域的博学，反而成了分工日细的学术界的“边际人”，这妨碍了他成为单个学科的“大师”。
2006年，瞿同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端认为，大可以去掉“荣誉”二字，因为从某种程度看，瞿同祖在某些著述上的贡献，并不逊于其鼎鼎大名的同门费孝通。
林端总结，瞿同祖的知音，其实主要在西方汉学界，他们人数不多，学术分工较少，杰出的学者往往被要求综合深入若干领域。而瞿同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这个圈子。
瞿同祖仍然保有海外声名。老朋友们仍然记得他。1999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出版，即赠送给瞿同祖。
瞿同祖友人孔飞力
▌与世无争、缄默到底的隐者
上个世纪80年代，瞿同祖曾经到香港大学讲学，用英语为该校师生作了一次关于“清代司法”的演讲，引发了轰动，香港媒体连续追踪报导，恍若追捧出土的稀有舍利。
“他隐姓埋名太久了。”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林端说。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已经开始翻印瞿同祖的书。林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台湾大学就读，学校附近，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盗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林端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居然还有机会拜访这位前辈。
1999年林端初访大陆，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消息，他立即登门拜访。2005年，他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讲座，以《瞿同祖与戴炎辉的法史学：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为题，而这恰恰曾经是瞿同祖当年拒绝的教职。
林端“揣测”了瞿同祖后半生辍笔的心境，“所有的学者学术生命到一个高峰以后，都会有一个自我内在的压力，比较普通的东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满意。”
生命的光亮阶段已然走过，瞿同祖与世无争，缄默到底。
林端认为，瞿同祖回到大陆，其后半生清淡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环境左右，没有办法随心所欲，便做一个隐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去。
林端钦佩这样的“狷者”，因为无论入世还是退隐，进出之际，都需要强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这种自信，源于真正的学贯中西，是传统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的天作之合。
瞿同祖90岁时全家福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赵利栋说。
2007年3月起，赵利栋对瞿同祖进行了数次访谈，他惊讶于瞿同祖的平和与谦让，对介入社会关系始终不热衷，仍保有学术的气度和求真的勇气。
97岁高龄的瞿同祖，每次访谈完毕，一定站起身，拄着拐杖送到门口。
令赵利栋印象深刻的，是瞿同祖依然清晰的思维，他将瞿同祖在访谈中的观点论述与其数十年前的著作一一对照，文字竟然无误，可见其当年著文用功之深，均已铭刻在心。
而在多次交流中，赵利栋从未主动涉及瞿同祖归国后的话题。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爱国而报国无门，不问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愿触及这份时代造成的隐痛与焦虑。
而瞿同祖亦从未向外人公开过自己的想法。当他预感到赵利栋将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一次，凌晨5点，他拨通了赵利栋家的电话，详尽解释了自己当年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经历。
还有一次，瞿同祖委托儿子瞿泽祁，告诉赵利栋自己半生蛰伏的缘由，瞿同祖表示：“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书影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成了瞿同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关于法律，瞿同祖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与社会现象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研究法律不能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法律必须放到社会中去。
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出路，一条途径。这也是瞿老一生治学的方向。这种跨学科的、不拘泥于形式的研究方法，让他的著作极具穿透力，映射出中国古代社会残酷的真相。
鲁迅说，历史的字缝里写着“吃人”二字。如何“吃”？关键在制度与观念上。本书就通过对中国古代法制、社会和观念的考察，把这事儿说透了。为此，诚挚推荐瞿同祖这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本书旁征博引，却一针见血，以中国法律的发展过程为线索，深入中国人骨子里的家族主义、阶级观念、宗教、儒法思想等意识形态。本书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进行手术刀式的解剖，帮助我们从中国古代2000年法制史中，看清中国现代法治思维缺失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