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为花钱井喷奠基
在宋代，由于皇帝偏好倡导道教，也不排斥佛教，所以社会宗教生活丰富。市民社会的繁荣，民众对精神生活衍生物需求的增加，使花钱品种极大地丰富起来，神怪品种层出不穷，多见的有玄武二郎系列、张天师、钟馗、关王、九曜、揭钵等题材盛行，与该时期画史记载吻合。
本命星官与生肖题材广泛，契合市民社会个人需求勃兴的消费形态。庙宇在当时紧密地与市民生活挂钩，至于在宗教类花钱的流通中，庙宇是否承担了加持后的流通供给职能，目前没有确切的佐证。
宋代还流行一种受生钱，彼时宗教宣扬人出生时曾向冥司借贷禄库受生钱，出生后要设道场归还。宋代的受生钱十二枚一套，一面记录多少贯，分数第几库，另一面则是人物。
宋代花钱中，博弈器具也是一个重要门类，主要是马钱与象棋子。棋史学界一致认为象棋在北宋晚期定型，市民社会选择了象棋，压倒了传统的围棋。南宋绍兴年间，洪遵在《谱双·自序》中道：“然弈棋、象戏，家澈户晓。”在南宋，棋具已经成为热门商品，《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了杭州商品有打马、象棋两用盘，李清照所著的《打马图经》里也收录了打马、象棋两用棋盘。
宋代象棋具中的铜质棋子，各地多有出土，伴生其他物件，有助断代。出土的象棋子类型大致分属开封、安义、江油三个系统，主要是对应的图形有差别，比如有的“士”为穿裙子的女侍官打扮，有的是戎装武士等。
开封出土的象棋子，为崇宁间物，直径在31毫米至11毫米间不等，棋子一面汉字，一面图形，有的正反两面都是汉字，文字写法与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所录棋谱一致：即有将无帅、有象无相、有砲无炮、有卒无兵。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藏了四副北宋铜质象棋，每副各有三十二枚棋子，与现代象棋一致，其中一枚“将”子大于其他子。北宋末年以后的象棋子，再未有大小之别。但从北宋时传入朝鲜的高丽古象棋局，棋子大小不一，也是“将”大于其他子，可作参照。
南宋后铜棋子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明清两代都有作为游乐仿造的铜棋子出现。
宋时期关王钱
宋时期鬼王钱
打马是盛行于宋元两代的赌博游戏，两宋最为流行，陆游诗云：“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当时古人以打马为赌博，一贴多少钱临时决定，最后按所得贴算钱。元代散曲中经常提到此游戏，入明后，打马仍流行于南方，而北方对此游戏的态度比较冷落。明代中叶，南方有“走马”游戏，据说与打马有关，清代张德瀛《词征》中说：“其制略与宋异，今俱废矣。”
著名词人李清照在《打马图经》中介绍了“依经马”的玩法，基本形态是大家轮流投掷骰子，棋盘为打马图，棋子则是后代的“马钱”。马钱图形为名将、名马系列，为花钱收藏者所喜欢，藏家多有以“马王”称道者。
宋代还流行选仙钱，圆形、方形都有，有穿、无穿皆备，其主题有诗仙、棋仙、琴仙、壶中仙、拔宅仙、王母、曼倩、双成等名目，背面配有相应的五言绝句。选仙钱应是当时的一种游戏子，据记载，宋代存在一种游戏，以神仙品位、朝廷官职，或名山大川为名目，以掷色子为准，依次行进，这种游戏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当时称“彩选”，清代名目更多。
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介绍：“宋时有‘选仙图’，亦用骰子比色，先为散仙，次升上洞，以渐至蓬莱、大罗等列仙。其比色之法，首重绯四，次六与三，最下者幺。凡有过失者，谪作采樵、思凡之人，遇胜色仍复位。”
1994年，洛阳老城区房管局建筑工地35号墓中出土铜钱多枚，计有北宋真书皇宋通宝、篆书政和通宝小平钱各1枚，金真书大定通宝6枚，花钱6枚，花钱中包括曼倩选仙钱牌1枚。曼倩选仙钱牌的出现年代当不晚于大定通宝之铸行年，即金世宗大定十八年，也就是南宋孝宗淳熙五年。
根据史料记载和实物出土，选仙钱流行于宋代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时期的升官戏等载体未见，选仙游戏后世也存在，但是后代少见选仙牌钱的存在。
宋代选仙“曼倩”钱方牌
宋代选仙“曼倩”钱方牌
考量两宋博弈流行的社会背景，在市民社会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背景下，社会欲望膨胀，赌博活动起了呼应与慰藉的作用。宋代的“彩选”赌博中，博者在一张列有各种仙位、官职的纸或棋盘上掷骰，博前各出相同的银两作为赌资，每人根据自己所掷出彩数的贵贱，来决定升黜赏罚，升黜在一掷之间，胜负在弹指一刻，最先达标者为赢家。宋王珪有诗云：“尽日闲窗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
上筹得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对这种现象，李清照甚至说“谁能致千里，但愿将相过淮水。”这就是以打马赌博来慰藉偏安国民的文化道德焦虑了。元末明初时，杨维桢对此种博戏的骰彩重新立谱，撰有《除红谱》一书。
宋代镂空花钱大行其道，双龙品种为最丰富，但双龙形态多为辽金特征。镂空花钱中也可见到花卉和双鱼形态的多样性，双鱼主题多见于同时期的金代铜镜子、宋代瓷器，这并非偶然，也许彼时的双鱼也好，回鹿也罢，只是一种“风和鱼在藻，草花鹿歌苹”的泛歌德粉本，亦未可知。
此外，还存世不少妇人持叉叉鱼形象的镂空花钱，这与东北辽金同主题铜人立件意气相通，可见为东北渔猎文化的文化表达。另有孝义题材镂空花钱出现。
宋代打制金银冥钱的存在也值得关注，此类应源于汉代以金器求长生的观念，从那时起以金银做冥钱的风俗一直没有消失。据资料载，五代周世宗死后发丧用纸做金银钱，分别叫“泉台上宝”“冥游亚宝”；杭州钱鏐之父钱宽、母水邱氏、子钱元瓘及钱元瓘次妃吴汉月墓等七座墓葬中发现了数十枚鎏金银质“开元通宝”，应是冥钱性质；南宋四川省华蓥安丙家族墓地出土过“天下太平”金币，同时发掘出了二三百个嘉定元宝折十钱，系纯金铸就，为冥钱无疑；元代庙宇中常有用作供奉的金银钱，一般藏在佛像的肚子里或悬挂在佛龛的旁边；明代用作殉葬的金银钱也时有出土，江西省南城县庙口明墓中出土金钱6枚，各重22.6克，正面有小段金丝焊成八卦图象；南京曾出土冥银钱87枚，部分钱文有“明道”字样，表明了此传统的延续性。
金银钱也有其他类别，唐代资料说，宫女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宋代也存在以金银币为节庆助兴、婚嫁生子、释道功德与取信凭证用途者。《长编》就记载称，“宋真宗于天僖三年召集道释一万三，会于天安殿”，“亲临视，以药银铸大钱面赐之”。但存世实物难以佐证。
宋式刀钟馗钱
宋式刀钟馗钱
辽金：花钱审美多样
辽代的花钱粗犷奇崛，让人激赏不已，典型的有千秋万岁系列，朝阳北塔曾经出土两枚千秋万岁花钱。
另传辽帝曾铸造千秋万岁钱以为纪念币，但只是推测，没有佐证，宋代洪遵《泉志》说：“李孝美曰：此钱径三分，文曰‘千秋万岁’，今甚易得，盖常岁虏使入贡，人多博易得耳。”只说明此钱系契丹使臣的贡物，人们大多可通过物换物的方式得到，有人则认为是行用钱。
辽代皇帝万岁系列也是一大特色，曾见有四眼“皇帝万岁”，应是帽饰，金代元好问《续夷坚志神宵丹宝》中记载，有宣和方士，烧水银为黄金，铸为钱，钱归内府，海陵王以赐幸臣，得者以为帽环，可见辽金风俗。
辽代另有大量九子母钱存世，一面是九子母与九子，一面为十二生肖，厚重奇特，还有一种宗教人物供养大钱，背面也是十二生肖，正面为上下主尊与左右侍从，可能是西王母、东王公主题。
另有辽代驯狮钱，图形粗旷，较为少见，在铜镜中有同题者。同时期，辽代“家国永安”文字钱，其主题在其他器物上也常见，应是同时流行题材。辽代还有“天朝万顺”银钱，应算是辽代花钱中的珍品。
辽大型胡主宴乐图光背钱
辽龟龄鹤寿背双龙抢珠钱
辽龟龄鹤寿背双龙抢珠钱
金代花钱则呈现俊美舒朗的美学特征。女真入主中原，掌握了北宋的铸造技术，并以中华文化传统继承者自居，金代崇尚儒学，又加以北方半游牧、半渔猎民族的豪气，使金代花钱呈现出一种开阔的生气。
一般金钱，据说多有阔缘，决穿等风格偏好，内容上多为星官、玄武、道尊松下童子等道教题材。玄武披甲钱有多个品种，如对面俯首者为侍从而非敌手，则逻辑上俯首武将之貂尾装饰者，可能为金代花钱；而俯首者交脚幞头打扮者，则可能是宋代花钱，也可能是金代花钱。
松下童子题材中，道尊左衽者为明确的金代产物。金代以儒教闻名，史称“金因儒亡”，从金代花钱中也能窥见其上承北宋道统的日常生活的艺术表达。
当时还有天下太平婴戏专题，十分可爱，多见四孩持兵器或乐器作舞蹈状，天下太平有篆书，行书，楷书几种，应是天下太平、四海升平一类主题。
另有一种钟形铜牌，内容多为南极仙翁、供养童子与祝寿字句，十分别致，就侈口为钟形这个特征看，属于金代大定之后流行的品种。
有一类大型松下童子花钱，存世颇多，风格秀丽，不免拘谨，与常见神怪不同，业界倾向认为是南宋钱，南宋花钱中也有宫钱性质的银质祝寿小钱。
金代松下童子背十二生肖钱
金代松下童子背十二生肖钱
宋金玄武背十二生肖钱
宋金天师斩鬼背十二生肖钱
市场行情稳中有升
花钱的拍卖行情一直比较错综复杂，因为其中包含一定的镇库钱、宫钱，而这两者往往与传统的钱币市场紧密相关。2013年的一次拍卖打破了市场的宁静，北京藏家的一枚镏金辽代人物宫钱以150万元的价格成交。大家当时都有点儿懵了，面对这样的超出想象的价格不知所措，因为在一般的行内人看来，这枚钱虽然属于精品，但未必是绝品。
这个价格引起花钱收藏市场的一阵骚动是很自然的，以前被别人羡慕解套的，现在成了大家惋惜的对象。在2008年11月嘉德的一场钱币拍卖中，“皇帝万岁背牡丹花卉大型花钱”的成交价为20160元，人物鹤龟大型花钱的成交价为44800元。
当场花钱的最高成交纪录出自一枚元代的带纪文神怪人物钱——太阴神咒背神仙人物大型花钱，估价为1.5万〜2万元，最后的成交价是78400元，据说拿下的是行里的实力买家。
笔者当时听说的时候觉得很惊讶，这个价格超过了预判，说明花钱市场在前几年多少有些泡沫的情况下，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交易非但不惨淡，反倒有走向强劲的势头。
皇帝万岁背牡丹花卉大型花钱
太阴神咒背神仙人物大型花钱
近年来，随着苏炉等花钱细分概念的发展，不少清代花钱价格坚挺，而宋辽金神怪题材仍是花钱坚强的审美中坚，其好品的价格从来没有疲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