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小文
作为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于1928年春受湖南省委指派到井冈山，初任中共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的邓乾元，原先和彭德怀并无交集。但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一职的最高地方领导人的邓乾元与同样临危受命组织指挥井冈山保卫战的最高军事主官彭德怀，因为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并很快就成为了“火线”上的铁血战友。然而，两人在随后领导边区民众坚守井冈山以及领导和开创湘赣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中，却因对军事战略的判断、军政谋略的辨析以及执行上级指示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不同见解，并因此产生严重分歧，以至闹出了邓乾元“三反”彭德怀的“大事件”，使得红八军与红五军差点分崩离析，随后还出现邓乾元被撤职，军参谋长兼四师师长卢匿才被处决等严重事件，从而为那段恢宏的历史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邓乾元命令红五军强攻安福，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1929年5月下旬，根据瑞金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为恢复湘赣边界政权，彭德怀率红五军重返井冈山。面对5、6月间，敌军趁虚包围袭扰而导致根据地内一片片的残垣断壁，彭德怀心急如焚。为了减轻群众负担，保障红军的给养问题，7月上旬，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苏区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书记滕代远，特委书记邓乾元，永新县委等领导同志，会议由邓乾元主持。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攻打安福，以逼退莲花、永新之敌，解决经济困难问题。邓乾元认为安福县城的反动军队只有1个营，兵力薄弱，易于攻取。但彭德怀认为红五军在年初突围决战中官兵损失过大，刚扩编不久战斗力还没恢复，攻城力量不足。为此，他在会上建议部队先期整训，尔后视情出击。因为，“即便取得安福，也不易巩固，如攻而不克，更增加了困难”。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同邓乾元的主张，由于当时红五军是受边界特委领导和节制，彭德怀和滕代远等只好接受会议的决定。彭德怀后来回忆这场争论时说：“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没。”
◆邓乾元
会后，红五军奉命进攻安福。在距县城30里的严田，与支援安福的敌一工兵营及百余人组成的地主武装相遇。在这场遭遇战中，红五军将士奋勇冲杀，大约两小时就将此敌击溃，并乘势进逼安福城。然而只见四城门紧闭，敌凭借城堡负隅顽抗。彭德怀、滕代远只得命令部队向永新撤退。就在部队刚从安福城下撤出不到1公里，又遭到敌七十团为主的永新、莲花、安福三路敌军埋伏。原来敌军在引诱五军攻城的同时，还妄想调集莲花、永新之敌进攻五军侧后。彭德怀当即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随后拼杀出一条血路，并迅速退向永新，从而摆脱险恶的敌兵。这次战斗，虽毙敌数百人，缴获甚丰，却使总数不到800人的红五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此役伤亡三百余人，纵队长贺国中阵亡，李灿负伤，参谋长刘之至阵亡。十一个大队长，九个负伤。”而地方武装力量也遭受了较大的损失，这对于尚在艰难发展中的红五军来说，此次战斗只能说是险胜，甚至是虽胜犹败。也正因为第一次安福之战失利，此后一度导致红五军转入西南方向的湘粤边界作战。面对这次安福之战的结果，特别是牺牲了“军中智囊”刘之至及“五军虎将”贺国中，致使“以坚毅著称的彭德怀也难以抑制悲痛的心情，他坐在路旁的石头上为牺牲的战友与士兵们抱头痛哭。”按理说，军事斗争的胜败之事也确实难以预料，然而，这次歪打正着的安福之战，邓乾元认为“有如春雷之初夏，振奋了群众的勇气，吓退了敌人的猖狂”，并无视井冈山早已失守，而湘赣苏区大部分区域尚未恢复，其核心区域的遂川、酃县大部、茶陵又全部沦为敌手之现实，也不顾彭德怀等五军将士仍在深深怀念和他们出生入死的那些众多过早牺牲了的战友之现实， 而视为军事形势极好，高兴地称为“群众不论大小老幼通通认识苏维埃”，“并有群众要求公开分田的区域”，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一份《关于湘赣边界五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呈送湘赣省委，甚至因此而忘却不久地方党组织‘各处党皆承认过去的错误，并颁力遵决议执行’”的承诺而被邓乾元估计过高，并且因为他见喜不见忧的报告，使得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对湘赣边界形势有了某些误判，也使得边界于半年前才基本肃清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潮又渐渐滋生。
邓乾元要求五、八军“分家”，差点导致红三军团分裂
2009年5月7日，“人民政协网”刊出刘书华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是年8月上旬，红三军团红八军政委邓乾元企图分裂红军。为了维护刚刚组建的红一方面军的统一，彭雪枫经过认真思考，在五、八两军面临分裂的关键时刻，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呈递报告，如实反映了邓乾元鼓动分裂的全部活动。红一方面军前委认为彭雪枫的报告至关重要，立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命令执意坚持错误的邓乾元‘脱离红军，交给特委训练’。从而避免了两军的无原则纠纷，为而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分裂部队”这么一顶大帽子扣在了邓乾元头上，无论真假，必定会在党史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事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听听事件亲历者彭德怀是怎样说的。
“在长沙的十天中，红军扩大四千左右。此时，何键集中全力反攻，我军在长沙浏阳门外消灭敌军一个团。因此得以安全向浏阳县境转移。此时，邓乾元利用八军中的地方观念，进行煽动，他说，彭德怀不执行中央夺取武昌的决定，并说前委对八军不信任，进攻长沙时五军在先，八军在后，撤退长沙时八军在先五军在后。其实八军当时新兵多，这种布置是比较合理的。同时他还给了一些别的罪名煽动部队，竟不报告军团前委，擅自率领八军向阳新开拔。何长工同志执行前委指示，停止了邓的非组织行动。事后召集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邓乾元在八军的政委职务。这次行动，影响了我军在浏阳境内打击追敌的计划。”
其实，早在1930年6月，以彭德怀为军长的红五军和以邓乾元为政委的红八军开始合编为红三军团。两支部队合编后，自然涉及到“人事调整”。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和组织力量，彭德怀及滕代远等人考虑到邓乾元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以及兵运工作经验，加上跟中央联系较多，是个不错的前委书记人选。于是，彭德怀决定推荐邓乾元担任该职，可是被邓拒绝，“邓乾元向我表示，说滕代远不适合当三军团政委。我说，滕代远同志是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在五军中有一定威信而且对革命无限忠诚，宜当该职。我又说，我入党不久，仍任军职为宜，不宜当前委书记。并劝邓担任此职，邓不干，愿任八军政委。”
不可否认，曾任湘赣特委书记的邓乾元，不仅在参与领导边区民众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及在参与组织湖北、湘北、豫南地区军事斗争中成绩斐然，而且因为成功参与领导大冶起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具有较强的军政素质。但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当时，邓乾元虽然承认自身存在的一些错误，但是在集体观念和合作意识上以及对整体军事形势的把握上，仍与红三军团高层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同时也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为此，彭德怀曾代表红三军团前委将这些情况专门向中央作了报告：“在平江紧急会议中，第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同志对夺取长沙始终怀疑，经过会场大多数同志的奋斗，最后乾元同志还是‘你们去打长沙，我跟你们走罢’的态度，至退出长沙后，更增加他在军事冒险观点，到浏阳东乡为分配房子，因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不好，骂了他一句，也未见怎样的严重。他马上竟以八军军委书记的资格召集军事会议，鼓动这一风波，并提出五、八军分家的口号……”，“党认为乾元同志这种行动是超组织的行动……显系违背了中央积极进攻的策略，除在会场当面警告外，决定撤政委职及书记职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及后，红三军团前委决定对仍然我行我素的邓乾元进行了处理：“经过无数次的讨论与批评，他始终坚持个人主张，故决定察看三个月，令其脱离红军交给特委训练。”
◆1930年8月，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建立和发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图为彭德怀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福建建宁县合影。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对此，时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对此也曾作过评价：“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即向平江挺进，准备回到长寿街休整部队。途经浏阳古港时，彭德怀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撤了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的职务。因为邓乾元同志要率红八军单独行动，彭德怀同志对此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了红八军的一些同志，邓乾元原是湖南大学的学生，既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又有相当的工作能力，是个很能干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太深，又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他的这种盲动观点对部队影响很大。为了统一对部队的指挥，彭德怀同志只好不准他带兵了，过了不久，邓乾元同志调任红三军团秘书长。”
邓乾元私自任命刚被撤职的卢匿才为师长，导致这位中央军委派驻的干部被误杀
1930年6月底，红三军团召开了一次前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贯彻中央指令由军团乘敌军兵力空虚，攻占岳州和长沙等问题。本来大家期许这个问题能够很快得到了解决，没想到半路却“杀”出了个卢匿才。
《中国红军人物志》中介绍卢匿才生平如下：卢匿才籍贯不详。又名卢义才。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入冯玉祥部西北军干部学校学习。1926年被选派赴苏联入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学习，与郭化若是同学。1929年毕业后回国到上海。不久派到红五军，抵达湖北阳新。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大队党代表。1930年夏担任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纵委书记。5月3日同纵队长李灿率第五纵队到湖南平江长寿街与红五军军部会合。在同彭德怀军长个别谈话时，讲“托洛茨基有天才，斯大林耍手段”等错误。6月下旬成立红三军团时，第五纵队扩编成立红八军，他改任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纵队长。率部参加平江战役和攻占长沙城战役。7月底攻打长沙途中红八军第一纵队纵队长陈毅安阵亡，军政委邓乾元任命他兼第一纵队纵队长。8月中旬从长沙城退出返回平江，纵队改为师，他任红八军第四师师长，仍兼军参谋长。不久率部参加第二次会攻长沙战役。在第一次总攻击过程，因他反对冒险进攻，被指责为“按兵不动”。并以“托派”嫌疑为由遭枪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史军史界普遍认为他属于错杀。
时为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后任红八军政委的邓乾元一直比较器重卢匿才，不仅认为他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比较好，而且很多观点和自己一致，因而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在没有经过上级批准和同意的情况下，邓乾元“竟置若罔闻，夺取长沙时，陈毅安同志阵亡。他以政委的资格命令了卢匿才为师长。”
更为遗憾的是，“卢匿才同志在第二次夺取长沙时，他的反动事实已露。我们为诱敌出击时，撤后七八里许，卢同志乘夜向士兵造谣说前面五里路有敌人，后面亦有敌，把士兵队伍在黑夜弄得糟糕，命令是晚上十二时占领新阵地。他翌晨八时尚未收集，幸敌未出击，假使出击，定要打一个大败仗。第一次总攻击，八军六师已冲入敌之坚固阵地数层，他按兵不动，使敌大举反攻，给六师莫大损伤，故按红军连坐法执行杀决了。”因为如上的原因，在战场上卢匿才当即被处决。
据时任红三军团第八军军长的何长工回忆：“在第二次打长沙中，原八军参谋长卢匿才因为过去在莫斯科学习，回来时说了几句斯大林的坏话，在战斗中又有争执，就被当作托派杀掉了。”
据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三团政委的黄克诚回忆：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战斗中，“红三军团则采取蛮干的做法，搜集了好多水牛，将牛尾巴浇上煤油点燃，驱‘火牛阵’冲撞敌电网工事。结果水牛乱跑乱撞，触电死了不少，敌人的电网也没有冲开。在此期间，红一、红三军团曾以猛打猛冲的战法，对长沙城组织了两次总攻，均未奏效，我军遭到很大伤亡，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更重，我所在的第四师第三团团长谢振亚牺牲，由副团长胡金生继任团长。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以‘托派’罪名被枪毙，由红一军团派黄叶珍来接任第四师师长。”
除了何长工、黄克诚两人的回忆外，王平、周文龙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卢匿才被处死一事。
如，时任红三军团红八军第四师第三团机关枪连文书的王平回忆道：第二次攻打长沙，“红三军团接近长沙时，第四师部队集合，石恒中政委在队前宣布湖南省委的命令，说师长卢匿才上次打长沙时按兵不动，作战不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即在稻田里把师长用刀砍了。在这当口，公开宣布处死师长，大家很震惊，部队里鸦雀无声。”笔者注意到何长工是在提到邓乾元被彭德怀撤职后，又提到卢匿才“在战斗中又有争执，就被当作托派杀掉了。现在看来处理得都有些草率”；黄克诚提到“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而王平则回忆一打长沙后，“在总结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时，红五、八军的领导发生一些矛盾，红八军对彭德怀军团长兼红五军军长有意见，说他有些事处理不公，偏向红五军，要求红五、八军分开活动，五军再攻长沙，八军回鄂东南进攻武汉。为此红八军政委邓乾元被撤销，八军的谢振亚、徐策、黄克诚等高级干部也被降职，由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任；彭军团长也不兼红五军军长了，由军团参谋长邓萍兼”。这些争执和矛盾，或许是造成卢匿才被杀的导火索。
现在回过头来看，卢匿才的反对意见虽说偏激了些，但某些方面可能更客观冷静一些。然而，在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高层都存在盲动主义思潮的特殊情境下，作为党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只能报请湖南省委、甚至中央同意发出“总前委提出讨论撤去卢匿才第五纵委书记及政委职，并号召全党同志反对取消派与取消观念在作坚决的奋斗”的通令，这也为卢匿才事件埋下了伏笔。
一位中央军委派驻红三军团的年轻干部、后又被委任为红军师长，却直接在战场上被处以“军法从事”的极刑，可说是极为罕见。其实，说句公道话，卢匿才只是反对硬攻长沙，主张用运动战调动敌人，似乎并无大错，但被以“对抗中央命令，影响士气”为名而下令处死，显然是一桩冤案。
此后，为加强对红八军的领导，按照中革军委的指令，在随后的1931年4月，红八军各师归为红三军团直辖，红八军军部被取消。9月，红八军番号被撤销。至此，这支在湘赣粤纵横驰骋一年半的英雄部队不复存在。1932年初，邓乾元调瑞金中央军事学校任教。1933年，在“肃反”中被“左”倾领导诬为AB团分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34年长征前夕去世。1945年，党中央在延安为其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时光飞逝，往事如烟。再次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之所以会出现邓乾元“三反”彭德怀这一带有“悲情”片断，主要原因还是与当时党内和军内“左”倾盲动主义思潮及“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泛滥有关。
如，中共六大召开后，党内虽然开展了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但总结经验教训不够。且受时势的局限，致使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通过了一份《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表示完全执行共产国际来信的指示，接受了共产国际所谓的“第三时期”理论，幻想着革命的高潮很快就会到来。而其中最大的弊病，则是不顾实际，依然坚持和强调“城市中心论”。因此，周恩来曾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
期间，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一直坚持在闽西赣南作战，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到1930年初，“中国军阀混战日益扩大，财政经济危机遍布全国，工农兵士城市贫民的反抗运动到处发展。”因而，赣西南乃至和湖南部分地域的革命形势也随之发生了积极的变化。然而，在大好形势和繁重的政治任务面前，革命队伍中确实有急性病的存在。以至于在对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行动问题上，党内和军内的高层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而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又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9月，时任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的周以栗“奉命到红一方面军传达贯彻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强令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受此影响，各路红军为达到“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的战略目标，正匆促进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前准备，无暇兼顾时局政局的迅捷变化而对预定的方针政策及执行的具体内容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让这段血色历史平添了悲剧色彩。
诚然，我们今天反思这一史实，当然不是消极回首以及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为了吸取教训和更好地面向未来，如此，才不枉先贤们在革命征途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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