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离陈望道故居分水塘村很近。在我小的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起过陈望道关心支持家乡建设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至1974年间，村里几个知青按照村革委会的要求，利用农机厂开发生产心脏起搏器。由于知识和技术水平所限，开发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听说义乌老乡陈望道在复旦大学当校长，于是派人去找他寻求帮忙，望老二话不说就指派人员前来我村开展技术辅导，并把村里的几个知青骨干接到该校培训。自此，陈望道的名字就深深烙进了我的心里。
2018年11月28日，我心怀进一步去认识陈望道的念想，前往复旦大学拜访陈望道之子复旦大学教授陈振新先生和其夫人朱玉良女士，有幸与陈老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并在陈振新、朱玉良两位陪同下参观了位于上海市国福路51号的陈望道纪念馆。此行使我对其子陈振新和复旦大学师生眼中的望老有了深入的认识，心中的一些谜团也逐步打开，深切地感受到：陈望道不仅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而且是一名无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者和实践者。
陈 望 道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者，首译《共产党宣言》全文
陈望道，原名参一，后改名为望道，以表达其一生追求真理寻找希望大道的志向。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堪称“千秋巨笔，一代宗师”。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无疑是《共产党宣言》首译全文和中国修辞学的经典之作《修辞学发凡》。
首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重任为什么会落到他的身上？是机缘巧合，还是其他原因？
近代中国社会，在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一定发展、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转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先进知识分子们从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五四运动以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说译文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李大钊、梁启超、张闻天、朱执信等均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断，但没有一个是完整的。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相信马克思主义，至少精通英、德、日文中的一种语言，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陈望道恰恰具备这三个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
少年时的陈望道，即怀有强国兴邦富民的志向。为了实现志向，他勇敢地走出山村到义乌、金华、杭州等地求学，并联合几个有志青年在村里办学校、搞教育，进行扫盲，探求教育救国之路。后来，他看到旧中国久病成疴、积重难返，认识到仅靠教育是难以救国的。于是，他将李白《将进酒》中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两句诗抄录下来贴在墙上，并说，自己以后愿做一个无产者。他软磨硬泡地求得父亲陈君元的同意，父亲不惜变卖了一大半家产，让少年陈望道踏上了东赴日本求学之路，寻求实业救国、法科救国之道。留日四年期间，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苦攻学业，一方面积极参加留日学生进步社团的活动。他认为是男儿就要驾驭时代，特别是在与日本早期共产主义活动家河上肇、山川均等的交往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在各种思潮、学说充斥下的社会环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到单纯实业并不能救国，还必须进行社会变革，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陈望道立即回国投身到火热的新文化运动中，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大力提倡白话文，改革语文教学，成为一师风潮中的“四大金刚”之首。受旧势力集团的打压和威胁，之后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回到老家。一师风潮使陈望道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劳而无益的”，“所谓除旧布新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此时的陈望道内心已经深深地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已经基本确立。
恰好这个时候，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急切需要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全文，陈望道被历史推上了前台，受戴季陶之托，带着李大钊给的英文版和戴季陶给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早春回到义乌老家分水塘，开始了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他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功夫”，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从柴屋里捧出了一轮太阳”。
《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之历史重任之所以落到陈望道身上，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陈望道个人的主动选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外宾接待活动中，外国记者问他：当时民主社会主义、改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思潮盛行，你为什么会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他回答说：“因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我国第一个单行本的汉译《共产党宣言》于同年8月面世了，首版1000册立刻被抢购一空，到1926年底，就重印了17次。北伐战争期间，它作为革命军的必读教材，人手一册，随身携带。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面世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好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曾在延安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当众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可以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使一大批先进分子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今天，《共产党宣言》面世已经170多年了，但真理的光芒永在，信仰的味道仍浓，因为那是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源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专门对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说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事情：因为太投入而把墨水当糖水喝，满嘴沾满黑墨水，还对母亲说“可甜了可甜了”。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信仰的味道、真理的力量。
《共产党宣言》初版书影
一度离开党组织，造成巨大遗憾
在陈望道的人生经历中，一度离开党组织，既是一个谜团，也是陈望道个人乃至我们党的一个巨大遗憾。
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5月，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译文前往上海寻求出版，先是应戴季陶之请任《星期评论》编辑，后又应陈独秀之邀任《新青年》编辑，同时任《劳动界》《共产党》刊物的编辑。他一边编辑刊出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边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同年6月，他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创建；8月，他与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一道，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并担任了三个月的劳动部长；年底，陈独秀去广州后，他还担任代理书记。这期间，陈望道还参与了上海青年学校和平民女校的创建和教学工作，并积极组织上海工人运动，参与了邮电工会、纺织工会、印刷工会、机器工会的组建，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展和工人阶级的觉醒。
陈望道是中共一大上海地区的代表之一。党的一大后，他被推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但是，他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目前的学界研究尚无一个准确的定论，我们只能根据已经公开的史料作些分析。当时，陈望道协助李汉俊分管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费，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共产国际的资助和陈望道等小组成员创作、翻译所得稿费的自愿捐助，本就非常紧张，而陈独秀在审批时比较随意，出现了超支情况。李汉俊、陈望道为此提醒陈独秀审批时注意量入为出，不要随意批，陈独秀很不高兴，说：“我是书记，我说了算”，还不负责任地在党内发信函称陈望道主谋“挑战权威”“想夺权”。不知情的党内其他同志因此与陈望道、李汉俊之间产生了激烈的言辞和情绪对立，严重损害了陈望道的个人形象，就连陈望道的学生施存统也从日本来信指责他。眼里容不得任何沙子、嫉恶如仇的陈望道如何受得了这个冤枉气？他要求陈独秀道歉，而陈独秀拒绝了。更让陈望道难以容忍的是，后来陈独秀还派人去查账，这让陈望道十分气愤。
在之后的日子里，由于个人性格差异、处事风格不同等原因，特别是陈独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使得陈望道与陈独秀之间的误会不断加深、矛盾趋于激化。年轻气盛的陈望道一气之下在1923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后，提出离开党的中央机关，遗憾由此发生。茅盾受命去做陈望道的工作，陈望道说：“你和我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而要离开党组织，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又如何取消这个决定？”
马克思主义的坚守者，被称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克”
本文作者陶诚华与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在陈望道纪念馆前合影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陈望道曾一度离开了党组织，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无论何时、不论身处何境，他都以特有的方式忠诚地为党工作，被称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克”。正如他对茅盾所说：“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离开了党组织，但只要是党的工作，一定尽力去做”，“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他襟胸坦荡、心怀大局、无私无畏。1923年秋天，他收到地下党交给他的一张署名“知名”的字条，字条上写着：上大请你去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组织。他一看就知道这是陈独秀的笔迹，尽管他对陈独秀有意见，但仍然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去主持上海大学工作。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他又受地下党指派，前往地下党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任校长，中华艺术大学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作家的大本营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有勇有谋、讲究斗争策略。这期间，他创办大江书铺出版革命书籍，创办《太白》杂志编发革命文章，积极主动地协助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他组建了文化别动队，与胡适、张东荪为代表的文化复古主义针锋相对作斗争，并一手倡导了大众语运动。他认为“语言乃一国之本”，事关社会进步、民众思想的解放。因此，他力图通过“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语言”来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可以说，语言既是陈望道学术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也是他践行初心、进行革命的重要阵地和武器，他一辈子与语言有缘有情。上海沦为孤岛后，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他的讲台为阵地，以手中的笔为匕首，以文化为武器，站在抵抗日本侵略特殊战线的最前沿，与鲁迅、叶圣陶等组建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并担任秘书长。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发起了拉丁化语言运动，大力推广汉语拼音，提高人们使用白话文的水平，并发表了一系列科普小品，着力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推动语文教学的中国化和语言研究的功能化。1940年复旦大学搬到重庆后，他根据地下党指示出任复旦大学训导长这一被看作国民党职务的职位。为了党的事业，他委曲求全。在重庆期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馆，新闻馆里可以传阅革命书刊、收听延安的广播，被称为夏坝的延安。解放战争期间，他参与组建了上海大学教育工作者联谊会，并任主席，大力推动“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运动，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作家和进步学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离开党组织的那段岁月里，陈望道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革命的胜利，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虽表面上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的信仰、他的思想和行动却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者，被毛泽东主席特批“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
1961年9月，毛泽东接见陈望道
陈望道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勤于学问、诚于教育，是又红又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最早实践者。陈望道本质上是一个书生，书生报效祖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可以有多种舞台和方式。他说：“我是偶像崇拜者，人类便是我的偶像。”对他而言，语言、教育无疑是他为党工作、服务人民的最合适、最宽广、最能发挥作用的舞台，他说：“唯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的。”
陈望道被誉为“千秋巨笔，一代宗师”，不仅因为《修辞学发凡》而成为我国修辞学的奠基者和泰斗，而且在哲学、美学、因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都颇有学术成就，著有《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因明学》《文法简论》等学术经典，他还是《辞海》的总主编和科普小品、普通话的大力倡导者。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自觉地把学术研究作为党的事业来追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教育和学术研究。
陈望道自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在复旦大学工作。早在1949年，陈望道即已主持复旦大学的全面工作，直到1952年9月，德高望重的陈望道正式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由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复旦大学校长生涯，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牢记党赋予他的使命，努力把复旦大学办成人民需要的新中国高等学府；他认为“高等学校的责任，在于培养高级建设人才”，要使学生“从非专家进来，变成专家出去”。为了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政治自觉，坚持把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贯穿到办学的始终。复旦大学在全国最早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而这是陈望道提议的。他在1952年复旦大学秋季开学时的长篇演讲中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一切工作的科学，对于一切科学、一切工作都具有指导作用，它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勇往直前，能够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领导干部必须注意改进工作方法，而改进工作方法的关键就是深入基层去切切实实解决一些问题”。他秉持“教学与科研两手抓”的理念，认为“一个学校不发展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就上不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就是一句空话”。为了响应当时党中央“知识分子向科技进军”的号召，他积极鼓励教师学生组建研究室、科学小组，从1954年开始就每年举办一次大型科学讨论会，鼓励百家争鸣、科学探讨。同时，本着把学生“教成猴子，而不是绵羊”的育人理念，于1956年组建了77个学生科学小组，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探求真理。他十分注重学风建设，认为学风问题要思想先行，做到有破有立，既要抓教育，也要立规矩，同时还要营造好环境，落到行动实践上，“有个好的学风，邪气就不会抬头了”。他反对照抄照搬，反对学术上的哗众取宠。“大跃进”时期，有几个青年教师一个月折腾出70万字的科研论文成果，他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浆糊糊起来的”，有害无益。他不仅对别人这么要求，更是以身作则，不唯上、不唯书、不迷古、不媚俗、不崇外，树立了严谨治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为学标杆。其子陈振新回忆说：望老的治学之严谨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有时为了处理一个辞格、搜索一个例证，可以整夜不睡；为了引用一个材料，不惜把整套丛书买下来。据说，为了写作《修辞学发凡》，引用的书多达250部，参阅的论文170多篇。也正因为如此，《修辞学发凡》已成为我国修辞学难以超越的经典，直到现在，复旦大学仍然每年重印3000册，成为复旦大学文科生的必学教材。
陈望道为人低调、对人诚恳、心系群众。年轻时，他性格刚烈，但是经过革命洗礼后变得沉稳、内敛、亲民，是复旦大学师生心目中和蔼可亲的望老。其子陈振新告诉我，望老经常告诫他“做人要低调”，要学会与人友好相处、合作共事。至今，复旦大学师生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望老的各种故事：人们经常看到望老在校园里散步，他说：“我是校长，在学校里多走走，可以让大家认识我，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及时向我反映，我也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看到贾植芳教授经济拮据、生活困难，考虑到知识分子的面子，他就非常艺术地请贾教授“帮忙花钱”。看到校园环境绿化不好，他就自己掏钱进行设计搞绿化。学校修校门资金不够，他自己出了一半钱来修，并说：“一个革命者一旦人格金钱化了，那就堕落到旧路上去了。”
他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群众立场，把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直到重病住院的生命最后时刻，抱定“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的信念，躺在病榻上还完成了所著《文法简论》的定稿工作。问他对组织有什么要求时，他心里想着的只有复旦大学的发展、教职工生活待遇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希望早点把复旦大学纳入上海市区，希望改善复旦大学教职工和学生的住宿条件及交通、商业环境，希望提高学生的伙食标准……
陈望道的一生虽历经波折、留下遗憾，但他的初心、他的信仰始终没变，而且他早就产生了回归党组织怀抱的愿望。20世纪50年代，当陈望道表达了重新回到党内的愿望时，毛泽东主席特批：“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1957年6月，陈望道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只是，为了党的工作需要，未公开身份，直到1973年党的十大才公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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