瓣课君 译言
列夫·托尔斯泰因患肺炎，于1910年11月7日在俄罗斯偏远的村庄——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病逝，享年82岁。10月28日凌晨，他离开了家，留下了陪伴他48年的妻子索尼娅。虽然她已经隐忍了很久，但她越来越多疑了。他留下了一封冷冰冰的信，解释了这种离别的原因，信中写道:“活到这个年纪的老人通常都会这样做:远离世俗生活，在孤独和安静中度过最后的时光。”
实际上，所谓的“最后时光”所剩无几。不管当时他是如何计划的，但很快这些计划就被打乱了。托尔斯泰在火车上病倒，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下车。车站长让他住进了自己的家中。那里毫无孤独或安静可言，因为他的去世已成为最早的国际媒体“大事件”之一。这座小小的车站不仅吸引了成百上千托尔斯泰的追随者，还吸引了那些急于用胶片扑捉这位伟人最后瞬间的百代新闻摄影团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们。他们常常向其主编发送一些不可靠消息。在托尔斯泰去世几天前，他已神志不清，但《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却赫然宣称：“托尔斯泰情况好转......公爵身体虽极度虚弱，但医生认为近期危险不大。” 相机扑捉到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是索尼娅本人，她透过门窗，凝视着躺在房间里病重的丈夫。其实一得到消息她就赶到了阿斯塔波沃，但关心托尔斯泰的友人们直到他临死前才允许她走进房间。在车站的这一幕是在托尔斯泰完成他最著名的两部小说:1869年的《战争与和平》和1877年的《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的30多年。1910年，公众关注托尔斯泰不是因为他小说家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政治和道德运动。他是一个有远见的梦想家、改革家、道德家和哲学领袖。在托尔斯泰漫长一生的最后几十年里，他坚持素食主义，反对战争和私有财产，坚持不懈地攻击俄罗斯帝国政权和俄罗斯东正教。他主张朴素的基督教，即完全以耶稣教义为基础，反对正统教条主义。此外，他还积极帮助俄罗斯的穷人，并推出了各种福利计划，包括赠送粥场和资助建立学校。为了表示与下层阶级的团结，他放弃了贵族头衔，穿上了典型的农民服装。然而，当时的照片和目击者的评论都表明，托尔斯泰从来不像一个真正的劳动者。
托尔斯泰穷其一生，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苦苦探索死亡这一主题，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最后的弥留时光才如此为世人瞩目。他曾亲生经历过死亡，接触过垂死之人，即便是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也是不同寻常的。1854-55年间，他在部队服役，亲眼见证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杀戮。他还详细回忆了1856年哥哥德米特里因患肺结核而痛苦死亡以及1857年一男子在巴黎断头台上被斩首。他和索尼娅共生育了13个子女，其中至少有五个未满十岁就夭折。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他超越了死亡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的局限，进而思索那些更为深沉的问题，即死亡的必然性引发人们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如果说我们都终将死亡，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伊凡·伊里奇之死
忏悔
对于这个主题最令人难忘的思考出现在他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和自传体回忆录《忏悔录》中。这两本书都是在托尔斯泰完成《安娜卡列宁娜》之后。《伊凡·伊里奇之死》始于1882年，1886年写完。回忆录虽然在1882年就完成了，但由于受到当时俄国审查工作的阻扰，只能私下秘密传阅。最终于1884年在日内瓦发行了俄文版。虽然当时托尔斯泰已经放弃撰写那些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场面宏大的俄罗斯小说，但这两本书却提醒着世人，他的作品是多么的令人惊叹。他也确实是放弃了，因为在19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他如此描述《安娜卡列宁娜》，“对我来说，不再心怀憎恨。”正如小说的标题所示，《伊凡·伊里奇之死》讲述了一个普通但有前途的中年法官在过去几个月里的故事。一种看起来很小且迅速恶化的轻伤。医生给出了各种诊断结果、治疗药物和谨慎的安慰。但几周之内，伊凡·伊里奇发现自己奄奄一息，面临着痛苦、愤怒、孤独和自己死亡的恶臭。对他的家人和同事来说，他的死意味着麻烦和尴尬。活着的人常常会松一口气，因为即将死去的人不是自己，但同时，伊凡·伊里奇的死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终有一天会死去，这让他们既委屈又愤怒。年轻的仆人杰拉西姆具有托尔斯泰最欣赏的农民美德。只有他才能正视死亡的过程，用纯粹的人性去照顾他的主人。他平静地处理着排泄物，让垂死的主人以一种他能找到的舒适的方式躺下一会儿——抬起他的腿，放在杰拉西姆的肩膀上。《忏悔录》是写作风格和类型截然不同的一部作品，托尔斯泰用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的精神历程：青年时期拒绝宗教；中年时期重新认识东正教；再到后来完全抛弃东正教的种种神话和错误，转而接受耶稣本人最简单的道德教义。这本书常常被认为是托尔斯泰在完成《安娜卡列宁娜》后所经历的精神“危机”的见证，是其从小说向政治和哲学转变的关键拐点。但是书中同样直面死亡的恐惧和必然性。正是在这本书中，托尔斯泰讲诉其在巴黎目睹执行死刑的经历，同时探讨关于自杀的困境。他还提出了生存和死亡之间的重要问题，伊万伊里奇的故事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在回忆录中他总结到，“在我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它们是不会被终究等待着我的死亡所摧毁呢？”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写这两部作品时才五十多岁，沉浸在死亡的主题中。从那以后他活了25年。对他来说，人类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困境。正如我们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所看到的，他实际上很享受作为作家的挑战:探索死亡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只能从活着的人的角度去观察，而这个挑战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据说他后来让他的朋友和追随者问他临死时对自己的死有什么感受。他希望他们能问他，“随着死亡的临近，对生命的看法会改变吗？”他甚至谨慎地预见到自己可能无法在临终前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于是设计了一种通过眼睛传递答案的方法。不幸的是，在阿斯塔波沃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周围的人显然忘记了问那些问题。颇具讽刺的是，相比较托尔斯泰撰写这两部作品的时间，译者皮特卡森在翻译它们的时候其实更加靠近死亡。卡森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好的翻译家之一。他曾经很谦虚地说:“我不是专家，我只是有感觉。”他的一部分“感觉”来自于他的家庭背景，这与托尔斯泰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背景颇为相似。卡森的母亲塔蒂亚娜·彼得罗娜·斯塔赫耶夫是俄罗斯人，出生在一个富商之家。与托尔斯泰相比，虽然她不是名门望族，但她的家人把很多钱投入到慈善活动中，这与托尔斯泰一生的事业是一样的。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她年轻时就开始逃跑。我开始去中国，在那里我遇到了我英法混血儿的丈夫，然后来到了英国。但丈夫去世后不久，她独自抚养了两个孩子:彼得·卡森1938年出生于伦敦，他有一个妹妹，也叫塔蒂亚娜。这是一个多语言家庭，俄语、法语和英语可以互换使用。在俄罗斯上层社会的谈话中，法语和俄语一起使用是很典型的，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很明显，在卡森家庭生活的早期也是如此。这种“感觉”也是因为受到古典训练而对语言产生的精确注意。孩童时期的卡森获得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在那专门研究拉丁文和希腊语，后来在三一学院主修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这种学术背景使其对语言和表达的形式和方法尤其敏锐。例如，在翻译“后期托尔斯泰”，他坚持认为不应该像之前众多的译者那样，在作品中强加上书面的、现代风格的修辞这种错误。相比较于《战争与和平》或是《安娜卡列尼娜》，《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语言更简单，甚至还有些累赘，里面经常会有相同或相近的词不断重复。卡森致力于捕捉托尔斯泰写作中独特的一面。他保留了这些不断重复使用的词 ；同时他也尽可能的保留了托尔斯泰有时令人惊讶的句式结构和独一无二的段落篇章。他希望英文读者能够感受到托尔斯泰用俄语所做的一切。20世纪60年代至2012年，卡森主要从事出版行业，从担任总编辑的企鹅图书开始，之后在另一家出版公司Profile Books工作。他有很强的感知力，能预测什么样的书是优秀的，能取得销售成功。比如他有一双独特的眼睛，看中了扎迪·史密斯的《白牙》。他还向世界展示了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包括我自己。他的个人风格异常优雅低调:如果他轻点手指说“我不这么认为”，那么你就会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没有希望了。但是如果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傻笑，他这样评价一个手稿，“真的很好。”你会知道你得到的几乎是一本畅销书。他的天赋是基于同样不寻常的快速仔细阅读的能力:一晚上看三本小说，一个周末写六本新书的手稿，这是他的正常模式。我个人认为，他的阅读和编辑生涯让他私下里对索尼娅有点同情，因为索尼娅经常通宵抄写、重写和整理托尔斯泰的手稿，忙到天亮。此外，她还充当经纪人，与他的出版商打交道。卡森的翻译绝大部分是在闲暇时间完成。2009年他答应翻译《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当时，他完全不知道这两本书的主题 - 死亡，将会和自己的生活发生怎样令人不安的联系。翻译将近一半时，即2013年初，长期折磨他的疾病已无治愈的希望，生命很可能就剩最后几个月。卡森依然继续翻译，决意完成这项任务。一有可能，他就开始翻译。随着身体愈来愈虚弱，有时甚至躺在床上工作。2013年1月，就在卡森去世的前一天，他的妻子将手稿交给了出版商。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当一个人自己的生命正悄然逝去，却在翻译伊万伊里奇这个冷酷的故事，这究竟是何种情形。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卡森译文中那种令人不安的力量，和作品产生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卡森本人非常热衷于《伊凡·伊里奇之死》和《自白》之间独特的对应关系。《伊凡·伊里奇之死》在托尔斯泰后期的作品中一直备受关注，几乎一出版就引来了各种各样的注解和解读。作者对主人公伊万·伊里奇最后一次患病的描述带有强烈而难忘的“现实主义”色彩，这使得一些评论家开始寻找故事的真正起源。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托尔斯泰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一位名叫伊凡·伊里奇的法官之死的启发。法官在托尔斯泰农场附近的图拉镇工作。法官的酷刑是通过他哥哥的口向托尔斯泰描述的。此外，一些读者并不害怕这个事实。在他们看来，不管真实的生活模式是什么，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小说故事，但他们要诊断伊万·伊里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尽管伊万·伊里奇病情本身的不确定性是整个故事的一大亮点。是胆囊癌还是胰腺癌？这样的问题，以及对病人的临终关怀，使托尔斯泰成为唯一能在现代医学期刊和图书馆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更重要的是由这个故事引发的哲学和道德问题的诸多讨论，特别是最后经历了种种痛苦和恐惧，是什么使得伊凡·伊里奇能够平静的面对死亡？或者，用托尔斯泰自己更为生动的死亡历程的描述，是什么让伊凡·伊里奇冲破那个他自己感觉像是被外力推进去的黑布袋，朝着另一端的光明前进？托尔斯泰似乎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伊万·伊里奇终于意识到，他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千疮百孔:除了其他因素，还有他资产阶级的庸俗追求、虚荣以及空婚姻的空虚。“是的，都错了。”他自言自语道，”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我能改正过来。但是什么又是对的呢？“他问自己，很快就陷入沉默。这种对错误的理解反映在伊万.伊里奇和他的家人之间两次罕见而真诚的人类交流过程的描述中:他的妻子在他的床边抽泣；小儿子不小心被父亲疯狂挥舞的手臂击中后，他握着父亲的手，放在嘴上亲了亲，放声大哭。第二，在故事的最后，托尔斯泰坚持，伊万伊里奇没有竭力避免自己的死亡，而是努力正视死亡本身，这种直视最终摧毁了长期以来折磨着他的巨大的内心恐惧。“他过去寻找死亡的恐惧，却发现他找不到。死亡在哪里？什么是死亡？没有恐惧，因为没有死亡。死亡不再，光明出现。他突然喊道:“就是这样。幸福。”和《伊凡·伊里奇之死》不同，《忏悔录》自1882年完成后，其声誉便充满了不安全感，摇摆不定。由于对东正教进行了抨击，该书受到俄国审查局的刁难，此外，托尔斯泰本人也改变了对这本回忆录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他最初是打算将这本书作为另一本宗教论着 --- 《教条主义神学调查》的导论，所以标题也就设定为《一本未出版着作的导论》。1884年这本书在海外发行第一版的时候才定名为《忏悔录》。标题没有加任何的定冠词或是不定冠词。卡森着力强调，这本书并非承认某种错误的言行，而是用奥古斯汀或让 雅克 卢梭写忏悔录形式来记录精神之旅。这本书在十九世纪末受到广泛关注。事实上，这也是托尔斯泰作品中首部被译为英语的书，。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部书的吸引力并不大。作者似乎沉浸在自我反省之中。书中也包含了从苏格拉底到叔本华这类严肃哲学家们的讨论，以及俄国农民宗教信仰的理想化，虽然感人至深，却显得过于浪漫化。如果《自白》和《伊凡·伊里奇之死》一起阅读，而不是那些被归类为同类的宗教书籍，它们就会复活。这两本书的相似点和重叠点很快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从死亡必然性的讨论到人类自欺欺人的本质，以及俄罗斯农民对高贵的生死方式的敬仰。总之，这两本书让我们发现《伊凡·伊里奇之死》作为一部小说，探讨了宗教、道德和死亡的神学问题，这些问题在《自白》一书中也以自我传记的方式进行了探讨。换句话说，《忏悔录》中直接提出的问题——“我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终究不会被等待我的死亡摧毁？”我在小说中得到了答案。如果说《忏悔录》帮助揭露了《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神学层面的问题，那反之亦然。小说也揭露了《忏悔录》中虚构的一面。评论家们常常把《忏悔录》多多少少看作是作者从青年时期开始的精神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完成《安娜卡列妮娜》之后所经历的宗教“危机”，最初的表现是他皈依东正教，后来又强调拒绝东正教的教规和谎言。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一书中的很多论调与我们对其生活的了解，以及从其他描述得知的精神与宗教困境之间当然是有很多交叉重叠。例如，其子里奥，在他对父亲生活的回忆录《真实的父亲》一书中，，回忆了托尔斯泰开始拒绝东正教关于斋戒戒律的情形：在斋戒期间，作为一个严格恪守的人，托尔斯泰和正享受着丰盛晚餐的家人一道坐在餐桌旁，只见他推开自己“禁欲者的食物”，转身面对他的一个孩子，询问他们正在吃什么。”伊利亚，我的孩子，帮我递一下肉饼。“ 他正式的宗教活动就这样结束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传记从来都不是透明的，第一人称精神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作——一部强加于混沌记忆和精神疑惑与困境的回顾性、简单化的小说。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通过一系列与小说的呼应暗示了他回忆录中的虚构。比如在一个地方，他描述了自己的自杀幻想，和《安娜·卡列尼娜》里的莱文一模一样。这不仅暗示着小说里有托尔斯泰的影子莱文，也意味着自传体的托尔斯泰里其实有小说里的莱文。同时，我们在《伊凡·伊里奇的自白》和《死亡》中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之处:对垂死之人对待起初并不明显的疾病症状的态度的描述，以及两本书对童年形象的关注。《自白》似乎通过期待小说中的许多虚构隐喻来提醒读者其自传主题的创造性。托尔斯泰用他的作品来定义自己，把虚构和事实混为一谈。这两本书都要求读者进行反思，死亡的必然性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应以何种方式面对自己生命的终结。在卡森的葬礼上，人们朗读了伊万伊里奇最后说的一段话：“ ‘结束了！’上面有人说道。他听到了，在心里重复着。’死亡结束了。不复存在。'他吸了口气，到一半，停下来，身体展开，死了。”卡森本人可能根本不赞成炫耀这种文学和生活的平等安排。在他自己去世的时候，他关心的是保持低调。“很奇怪，在翻译《伊凡·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的过程中，我本人深受病痛折磨。但说实话，我并未觉得有什么影响，我完全没有去想这件事。”从卡森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宣传和表演毫无兴趣，甚至可能讨厌阿斯塔波沃站死亡的欢乐场面。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对这件事的思考”被保存在他的优秀译本中，并将被发扬光大，这是令人愉快的。如果你也对托尔斯泰和《伊凡·伊里奇之死》感到好奇、对生存和死亡的意义有所思索，欢迎你来一时瓣课云读书会Vol.14与alain.proust、和我们一起探讨~原标题:托尔斯泰作品的伟大翻译家——彼得·卡尔森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