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2019年，欧洲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关注中掺杂着不可理喻与不知所措。欧洲终于明白，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民主党人士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之位，欧美关系都无法回到特朗普上台前的时光。与此同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跨大西洋关系也将由中美关系决定。欧洲必须消除误解，认识到中国快速发展是正当的，才能在正在形成的美欧中三角关系中进行适当的自我定位。只有在此认识基础上，才能构建建设性的跨大西洋关系，并实现欧中之间的紧密合作。2019年最重要的理解是，我们不能再孤立地看待欧美关系。未来，欧洲和德国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新兴三条腿格局中定位尤为重要。至少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中之间的竞争涵盖了包括欧美、德美在内的国际关系。虽然美中关系并不决定整个国际秩序，但它是所有国际行为者在制定外交政策和战略时应该考虑的背景因素。本文对欧美关系变化的原因进行探究，阐释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欧洲对欧美关系发展的态度，最后对美欧中三角关系下欧美关系的未来提出建议。欧美关系变化的背景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当时几乎没有人料到中国的发展速度竟如此之快。中国领导层很早就清楚，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很难接受某一天中国竟能与其平起平坐——伙伴也好，对手也罢。几年前美国才意识到，对它而言，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性挑战不是恐怖主义问题或中东的和平进程，而是与中国之间的相处之道，这是新时期美国需要应对的挑战。为此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战略，而特朗普担任总统后，在2017年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欧洲人要改变思维并不容易。20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在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上一直以美国为指导，满足于“华盛顿共识”，即美国在防务上为欧洲提供保护；反过来，欧洲接受了美国通过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建立的世界秩序。2019年，美国将再次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无论如何，欧洲和美国是彼此最重要的投资伙伴。但中国将很快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德国而言，自201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曾经在2015年短暂占据这一位置的美国——在此之前，法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跌至第三位。欧洲在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时，也考虑到了俄罗斯因素，但仅在安全和军事方面考虑，在经济方面则没有。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第十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甚至比韩国小，无法在经济上面对美国、欧洲和中国持久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2019年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中美关系都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将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问题仅仅归咎于特朗普无疑过于简单化。尤其是2018年，德国掀起了一场争论:特朗普真的是美国历史上的“意外”吗？欧美能在他离开后恢复正常的习惯状态吗？还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美欧隔阂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然而，2019年，几乎没有人会再讨论这个问题。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即使特朗普不再担任美国总统，欧美关系也无法回到从前。美国总统大选也对此推波助澜。欧洲人认为，在民主党的众多总统候选人中只有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安全政策还能与奥巴马时期的安全政策有些相似。尤其是2019年上半年，无数年轻的左翼民主党人虽然没有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但他们明显支持将欧洲盟友的利益置于第二位。2019年年底时被看好的民主党候选人，包括伊丽莎白·沃伦、伯尼·桑德斯、皮特·布蒂吉格、拜登和迈克尔·布隆伯格，如果其中任一人在大选中获胜，欧美关系也不会简单地回归到“华盛顿共识”，而是会在安全政策方面走向新孤立主义的某种变体，在经济政策方面背离自由贸易而转向要求“公平贸易”。2019年，欧洲人不再关心特朗普能否连任，因此欧洲必须在未来四年继续忍受特朗普治下的例外。相反，今年欧洲人意识到，无论谁在2020年或2024年成为总统，都不能保证欧洲会被视为美国的主要利益。因此，欧洲人普遍认为，欧洲的外交政策不能再听命于美国总统。2019年初，德国外长马斯表示，等待特朗普任期结束是错误的，无论特朗普是否继续执政，德国都需要与美国建立新的、平衡的伙伴关系。Mas试图依靠法律的“多边联盟”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实现这一要求，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欧洲人之所以才相对突然地意识到这一事实，与他们的“历史健忘症”有关。其实，紧密的欧美关系在过去也并不似人们经常回顾时描述的那样牢不可破。例如，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有经过美国的同意自行发展核力量；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让英法认识到，当美国与盟国发生利益冲突时，毫无疑问会以本国利益为先；法国1966年退出北约各军事机构，40多年后于1999年重返北约；2001年小布什在任时，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2年后，德国和法国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同美国的关系跌至冰点，在美国也出现了“新欧洲”和“老欧洲”的说法；尽管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奥巴马很受欢迎，但是，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并且“重启”美俄关系，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窃听默克尔总理的手机一事都表明欧美关系不似人们想象得那么紧密。二、特朗普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对欧洲的影响
当然，欧洲人还没有遇到过像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总统，他认为北约已经“过时”，还把欧盟看作“敌人”，因此，在欧洲，没有人再期待他会释放正能量。英国《卫报》将2019年视作美国外交政策“崩塌”之年。2018年年末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离职后，白宫高层中已经没有欧洲人信得过的“成年人”了。但2019年9月，欧洲人眼中的“敌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离职了。自特朗普上任到2019年秋，他已有四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六任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在盟友中，特朗普对德国的批评仍然是最严厉的，原因在于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特朗普认为德国已经沦为俄罗斯的“人质”和“俘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特朗普那里也不怎么受待见；他有意挑衅性地称北约已经“脑死亡”，认为特朗普非常“可恶”。2019年，特朗普将继续奉行之前的外交政策，即便在美国眼中，也是“竞争、霸道、浮躁、不负责任、愚蠢、暴躁、傲慢”，更不用说欧盟和德国了。2018年11月特朗普宣布已经消灭了“伊斯兰国”，为此，美国将从叙利亚撤走全部的2000名左右的士兵，并透露考虑从阿富汗撤走一半美国士兵，这不仅促使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离职，此举令欧洲盟友也非常震惊，毕竟欧洲在阿富汗也有驻军。在欧洲，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如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欧洲也得撤军，这是因为在军事上光靠欧洲自身是不行的。1987年，美国和苏联签署了《苏联和美国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2019年2月，美国宣布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理由是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的内容。虽然美国及其北约的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多次违反条约的事实达成了共识，比如俄罗斯在其飞地加里宁格勒修建了条约明令禁止的军事设施，但在如果俄罗斯违反条约，美国必须退出条约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虽然美国现在可以合法试射一些中程导弹，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允许美国部署这些导弹。美国甚至以中国为“挡箭牌”，要求中国加入新的《中约》。然而，中国的核弹头数量远远少于美国和俄罗斯。因此，它自然拒绝了美国的这一要求。在德国，特别是马斯外长的回应是反思性的，他说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扩大军备，而是讨论削减军备。此外，在很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人们担心特朗普会援引中国，这只是他摆脱令他不快的军控条约的借口。同时，欧洲越来越担心《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根据此条约，美俄两国将各自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库存在2018年削减到1550枚。此条约于2021年到期，可以最长延期5年，美国在这个条约方面也同样要求中国加入。因《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由奥巴马签署的，所以欧洲担心特朗普不会续签这份条约。2019年5月，美中贸易冲突愈演愈烈，美国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出口美国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特朗普还宣布，他将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此外，美国还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电信企业。特朗普还发推文“命令”在中国的美国公司返回美国。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担心美国的这一政策会影响欧洲工业企业在美国的销售。例如，宝马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制造汽车的最大出口国，大部分汽车销往中国，因此宝马受到了中国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打击。2019年年末特朗普在世界范围内——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和英国——加强对华为和中兴参与5G基础设施建设的阻挠，他认为华为和中兴有充当中国政府“间谍”的嫌疑。特朗普政府提出警告，如果某些国家允许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美国将不能与它们的情报机构共享情报。特朗普的这一政策是对正在致力于快速建设5G基础设施的欧洲国家的威胁。德国的工业企业想要尽快做好准备应对数字化挑战，但排除华为，德国就必须担心这些工业企业的竞争力。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首相竞选中对民众做出承诺，要保证英国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顺利进行；如果不允许华为参与其中，那么英国不仅得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还可能会使5G建设速度延后很多年。2018年，美国不顾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等其他缔约国的反对，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几十年前，德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希望与伊朗签署更多的商业合同。然而，美国宣布将对继续与伊朗保持贸易关系的公司实施二级制裁，这进一步疏远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同时，2019年英法德创设了“贸易支持工具”的结算机制，类似于交易所，旨在保障欧洲与伊朗之间的贸易，但这一机制完全没有效果，让欧洲机构感到无能为力。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欧洲大公司纷纷退出伊朗市场，如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和雷诺汽车公司、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安联保险公司、德国电信、赫尔·贝乌洛特、丹麦马士基集团等。美国认为这是其域外威胁的结果。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并未使其屈服，虽然伊朗的经济遭到越来越多的打击，民众愈加不满，但伊朗领导人却仍不愿意做出值得一提的妥协。2019年6月伊朗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特朗普怒而下令攻击伊朗，但在空中打击行动开始前几分钟又取消此令，对此，他表示因不想伤害平民而取消命令。9月沙特阿拉伯油田设施遭到巡航导弹袭击，幕后黑手可能是伊朗，但美国方面没有对此做出较大的直接反应。不过，10月美国派遣3000名士兵前往沙特阿拉伯，此外还部署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的此项政策不仅违背了奥巴马时期欧美达成的共识，而且将矛头直指欧洲，最终迫使欧洲放弃对美国抱有的幻想。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避免与专制统治下的沙特阿拉伯打交道，例如，德国不再与沙特阿拉伯进行武器交易。但沙特是特朗普在中东仅次于以色列的最好朋友。特朗普不仅无视沙特侵犯人权和参与也门冲突，还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谋杀记者卡乔奇一案中为沙特领导层，尤其是王储穆罕默德辩护，遭到欧盟国家的强烈谴责。而且，欧洲认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也依然毫无连贯性。将近一年来，美国都在卡塔尔与塔利班谈判。尽管会谈期间塔利班发动了多次袭击，但特朗普还是计划在2019年9月与塔利班在戴维营举行会晤并签署协议。不过，最后因塔利班在喀布尔发动袭击，特朗普取消了计划中的会晤。两个多月后，特朗普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就宣布美国欲同塔利班继续举行会晤。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因为是众多阿富汗难民逃难的目的地，在结束阿富汗内战问题上有着重大关切，它们认为特朗普在阿富汗政策上的摇摆不可理喻。2019年9月，美国众议院开启了对特朗普的弹劾程序，因为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话时，将军事援助的分配与要求对方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次子亨特·拜登联系起来。尽管包括民主党外交官在内的可信证词，特朗普仍否认这一点。在大多数欧盟国家，顶级政客最多只能在此类丑闻中“存活”几周。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正在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合作，以“诺曼底模式”解决乌克兰问题。他们认为特朗普的“通武门”是他们目前努力的障碍。其后，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后，未与北约其他盟友协商便命令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两天后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北部。这意味着特朗普将多年来与美国并肩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尔德武装置于危险之中。特朗普的这一行为也会对欧洲局势产生直接影响：叙利亚局势的任何激化都可能给欧洲，尤其是德国带来新一轮难民潮，因为这些难民主要经由巴尔干通道进入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日复一日地在进行各种“撤退”，对于欧洲人而言，美国人的举动总是错误的。美国与土耳其这个北约伙伴进行共谋，但未与北约的其他盟友磋商，正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促使法国总统马克龙得出北约“脑死亡”的分析结论。不久后，特朗普又命令美国军队重返叙利亚，来为美国保障那里的石油。在欧洲人看来，特朗普的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违背了有关武装冲突的国际法。2019年12月底，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俄德“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制裁，“北溪2号”项目已基本完工。即使后期施工可能因为铺设海底管道的公司停工而延期，价格上涨，也不会因为制裁而被破坏。《北溪2》在欧洲备受争议。特别是波兰和乌克兰反对这个项目，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原有管道的天然气运输成本。美国认为这一项目将增加德国对俄罗斯的依赖，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不同意这一点。她说，对于天然气来说，无论是从俄罗斯直接运输到德国还是通过乌克兰，都没有区别。美国反对这个项目，其目的很可能隐藏了欧洲向美国购买更多液化天然气的意图。因此，有趣的是，特朗普在二次制裁方面像对待伊朗一样对待德国。在中东冲突中，特朗普越来越表现出“亲以色列”的立场：2018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已经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削减对巴勒斯坦的资金援助，而且，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虽深陷腐败案，但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高调的友谊仍和他更为平衡的欧洲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2020年伊始，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的配合下，未与巴勒斯坦商议就公布他很久以前就预告的“中东和平计划”，阿拉伯联盟20多个国家立即表态拒绝接受此协议。正如默克尔所说，以色列的生存权是德国国家利益所在，但与此同时，站在国际法的角度上，德国反对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德国承认巴勒斯坦人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可生存的国家的权利。为此，德国外长马斯在巴以问题上再次支持通过谈判实现两国方案，欧盟新任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对特朗普的做法表示批评。然而，最近的一次外交声明中，英国首相鲍里斯却赞扬了特朗普的计划，虽然他说这番话是在英国还是欧盟成员国期间，但他显然也已经着眼于英国脱欧后的时光。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是欧洲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核心，但特朗普政府继续对这一体系表现出敌意。2018年1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讲时，突然对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院、美洲国家组织、非洲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工作提出质疑。此外，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法官，削弱了欧洲视为国际经济秩序基石的组织。因此，2020年初，欧盟、中国等15个世贸组织成员宣布建立临时规则。欧洲十分担心持续整个2019年的美中贸易冲突，但是，在指责中国拒绝给予外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制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政府资助企业收购外国高科技公司的行为等方面，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意见一致。但是，欧洲反对将征收保护性关税作为应对手段。与此同时，欧洲也怀疑美国可能因本国国家利益需要随时取消贸易冲突中的相关措施，例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特朗普似乎继续特别关注德国。他沉迷于减少纽约街头的德国汽车数量。德国也是特朗普指责北约盟友国防支出低的主要目标。这种讨论并不新鲜，但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的国防部长卡特已经重启了这方面的讨论。然而，特朗普走得更远，将国防支出是否达标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中的集体防务承诺挂钩。至于安全政策方面的原因，特朗普不同意德国国防支出应该飙升至GDP的2%。如果德国的国防开支达到2%，将远远高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也不能保证德国的所有邻国都希望看到这一点。2019年，德国经常项目顺差达到2930亿美元，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4900亿美元。特朗普更加愤怒。虽然默克尔是一位经验丰富、受人尊敬的欧洲女性领导人，但这似乎无助于减轻特朗普的责难。毕竟德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被民间人士认为是由德国的外贸利益单方面决定的。为此，美国列举的理由包括，德国是一个罕见的对华贸易顺差的欧洲国家，但根据德国的统计，事实并非如此。此外，特朗普在2019年还想向丹麦购买格陵兰岛，这一外交行为简直是胡闹，在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直接拒绝售岛后，特朗普甚至负气取消早已计划好的对丹麦的国事访问。2019年，欧洲也密切关注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欧洲方面一度希望美国选民认同他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外交不确定性的不理解，但这种希望显然渺茫。鉴于共和党在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欧洲国家没有希望成功弹劾特朗普。相反，很多欧洲人担心特朗普会利用弹劾程序，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从中渔利；最好在特朗普2020年任期届满后当选。美国民主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分散，很多人太年轻，没有经验，甚至有左翼孤立主义倾向。除了拜登和彭博社，很少有候选人愿意和欧洲的G7成员国对话，这让欧洲非常担心。有一点是明确的:过去欧洲只付出了少量的国防开支就从美国获得了军事庇护，这样就可以专注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并时不时地批评美国的军事政策。然而，无论哪一方赢得随后的美国总统大选，都不可能回到过去，这不仅适用于2020年或2024年，也适用于未来。三 欧美关系的发展动向鉴于特朗普在2020年连任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欧洲越来越面临以下问题:特朗普在2019年的弹劾案中幸免于难，原则上他不必担心后期会再次遭到弹劾。事实上，他“无所畏惧”。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会对欧洲和中国采取什么政策？美中贸易冲突会持续甚至加剧吗？特朗普会寻求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从而结束全球化，与中国分而治之吗？如果出现这样的新格局，欧洲应该如何定位自己？新的中美冷战会开启吗？特朗普会为了赢得2020年底的总统大选而与中国达成全面和解吗——他必须向选民展示他的经济成就？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后，特朗普是否会将注意力转回美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美国还会对德国采取“高风险事故”的措施，即对欧洲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吗？如果有一天特朗普宣布退出北约，欧洲将何去何从？尽管心存忧虑，但欧洲仍迟迟未能制定出相应的战略来应对这些挑战。特朗普在竞选中就提出了要将美国从各种国际冲突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但是，与这个孤立主义议程相对的是，事实上特朗普在其迄今的任期内在军事部分采取了鲁莽的行为并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这更增强了欧洲的不安。虽然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各种隔阂，但欧洲领导人在许多声明中表示，欧洲和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跨大西洋关系将永远存在；北约仍然保护着数十亿人的安全；集体防御承诺牢不可破；等等。此外，欧洲国家已经决定履行相应的义务，特别是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的目标。这种态度在欧洲的结果还包括，在2019年12月伦敦北约峰会后的声明中，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外交政策首次被视为北约的“机遇和挑战”。国际评论家没有足够重视的是，关于中国的声明与关于俄罗斯的声明完全不同。声明提到俄罗斯的“侵略”，认为俄罗斯是北约的“威胁”。默克尔总理多次强调自己的立场，即欧洲无法独立维护自身安全，需要依靠跨大西洋联盟来自卫。尽管近年来美国对欧洲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事实上，无论哪位总统执政，在涉及到价值观和利益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制度的成功和相似性时，跨大西洋关系仍然至关重要。
德国外交领域的领导层继续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视作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支柱”。尽管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跨大西洋关系仍然是一个“常量”。尤其是德国国防部部长兼基民盟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认为，德国在中美之间不偏不倚是绝不可能的。正如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承认的那样，虽然当前北约内部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但是欧洲和美国依旧“打断骨头连着筋”。目前德国政府对欧美关系也无计可施：德国政府跨大西洋事务协调员、联邦议院基民盟议员彼得·拜尔虽然要求德国和欧洲实行“新美国政策”，但并未能具体说明这一“新”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他表示，在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这个时期，中国更加自信，俄罗斯重塑与欧洲的关系，而美国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价值与安全伙伴。但是，他提出的建议仅仅是：欧美要像“马达的齿轮一样完美地耦合”，欧洲要有“领导力和决断力”。与德国相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态度更为强硬。他批评说，五年前，他无法想象美国会如此迅速地背弃欧洲。虽然欧洲仍然需要美国，但这是欧洲第一次遇到不支持欧洲一体化项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北约视为一个商业组织。如果是这样，法国不会加入。马克龙继承了戴高乐主义的传统，认为如果欧洲和俄罗斯能够讨论权宜之计，欧洲未来就可以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欧洲内部对俄罗斯看法也不一。默克尔指责普京2014年违反战后欧洲达成的共识，即不能通过武力改变边境。相比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多数社民党成员和那些立场与前外长根舍接近的人则对俄罗斯表示理解，在他们看来，俄罗斯觉得北约不恰当的扩张政策威胁到了自身，另一边东方的中国越来越强大，所以普京其实乐于再次向西欧“靠近”，以解决经济问题；俄罗斯承担不了作为世界大国的角色，其经济体量过小。德国和法国正试图达成尽可能一致的立场。德法两国外长表示，多边国际秩序深陷危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是安全和繁荣的保障”的理念不再理所当然，国际合作框架下的约束力、寻求共同解决方案和国际机构都失去了影响力。与此同时，国际秩序也面临压力:一些国家不再承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以实现自己的权力，他们认为全球问题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手段来解决，这导致了国际秩序的解体。欧洲必须通过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必须保护国际规范、协定和机构，包括国际法、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开放的世界贸易。诸如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和各种军备控制条约等外交成就必须保持。但德国在2019年和2020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宣布与法国合作，尤其是2019年3月和4月，德法先后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并未取得明显成效。与德法不同，英国忙于脱欧，此前是首相特蕾莎·梅，然后是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考虑到英国脱欧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是英国最紧密的伙伴，因此，对美持谨慎态度，生怕遭到美方批评。尽管美国不断疏远德国，但德国舆论仍然表示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忠诚。同时，德国舆论也经常提到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人几乎永远记得，特朗普曾经称德国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在他们眼里，美国不再是“善意霸权”，而是一个由不关心盟友的粗鲁民粹主义者统治的国家。然而，德国不可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寻求平衡。德国在历史、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的关系比与中国的关系密切得多。德国迟早要决定站在哪一边，所以德国必须重新衡量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即使德美是“若即若离的友谊”，德国在外交政策上也绝不能忽视和敌视美国，在美中关系中保持中立更是痴心妄想。2019年，欧盟委员会在《欧中战略前景》文件中首次称中国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及推行另类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对手”。一些人指出，欧洲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依赖于与中国的关系，也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就德国而言，近年来中国对德国的经济影响比美国对德国的影响更大，因此德国需要调整对美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四美欧中三角格局下欧洲的跨大西洋关系取向如果美国和中国各行其道，那么欧洲应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呢？尤其是考虑到，欧洲的西方民主治理模式由于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得越发不可测，而中国则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中心位置。此外，若干年前还不可设想的事如今会发生：其他国家，尤其是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会被中国的治理模式吸引，争相效仿。欧洲的唯一答案是，它必须反思自己的优势，并自信地展示出来。这种自我肯定需要果断，需要尽可能团结。如果欧洲不想在世界舞台上被两个大国的竞争压垮，就必须在未来几年努力实现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答案。欧洲的应对首先需要消除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误解，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与美国比肩是合法合理的。中国幅员辽阔、经济繁荣、地理位置优越，注定是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但是，欧洲的政治精英还难以接受这一思想。每当他们谈到中国的快速发展，经常会称之为“挑战”，或表现出担忧。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过去几十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几亿人民成功脱贫，努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是合理的。有时，有人反对中国的治理模式与西方不同。但这不能改变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最重要声音的合法性。虽然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方面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毫无疑问的是，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远比与中国的关系紧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欧洲必须始终站在美国这一边。相反，它应回想自己的价值观：代议制民主、法治以及个人自由，还应包括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政教分离、废除死刑和禁止携带武器等。欧洲应该根据自身利益寻求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削弱欧洲几十年来长期发展的经济关系，或将合作的某些方面置于美国的批准之下，都是不合理的。欧洲可以和中国贸易，可以在中国投资，可以和中国合作，在国际政治上释放信号，包括气候和发展政策，共同解决伊朗等重要国际问题。默克尔表示，欧洲应该能够自信地制定自己的标准，而不会宣布与中国完全隔离。默克尔说的完全合理。当然，如果支持美国对欧洲有利，欧洲也可以这样做。然而，欧洲应该摆脱与美国合作是自然的、永远正确的想法，而与中国的合作必须永远受到严格质疑。基于这些考虑，欧洲需要重新规划跨大西洋关系。从中长期来看，欧洲不能依靠美国总统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与防卫，而且它也越来越不确定美国是否乐意为欧洲而战。从美国的安全政策思想上看，不管未来是特朗普还是民主党人任总统，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都将关注伊朗、朝鲜、中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欧洲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欧洲应该同美国一道制定一项不至于激怒美国的安全与防务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欧洲不仅要在北约内部保持一个重要伙伴的地位，更得保证未来某一天欧洲有可以不依赖美国独立行动的选项。但美国同意这个想法的前提是欧洲要帮助美国腾出手来，让美国可以将其安全政策集中到被它视为对手的中国身上。这对于欧洲来说不是财政问题，因为西欧国家的国防总支出远高于俄罗斯，最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必须集中力量，这种过于国家导向的做法。然而，政治挑战更难应对:尽管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欧洲在国防政策上加大投入，但美国要适应欧洲，在安全政策上更加独立行事，这是不可接受的。德国民众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德国科尔博基金会在2019年9月委托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赞成德国加强对政治利益的代表，哪怕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19%的受访者反对。60%的受访者认为法国是德国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伙伴，42%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最重要的伙伴是美国，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最重要的伙伴是中国。如果只是询问德中关系和德美关系，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德美关系更重要，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德中关系更重要。在德国未来应同谁合作的问题上，选择法国的受访者占77%，选择日本的占69%，选择俄罗斯的占66%，选择中国的占60%，选择英国的占51%，选择美国的仅占50%。此外，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46%的受访者认为是负面的，42%的受访者认为是中性的；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德国应同美国一起在贸易政策上反对中国，54%的受访者则反对这种想法。实施更加平衡的欧洲政策不一定会导致跨大西洋关系的终结，但欧洲和美国很快就会更加独立地行动。2020年，欧洲国家将有机会体验如何应对一个疏远的亲密伙伴，这将是德国在2020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任务。英国和欧盟未来的关系类似于美国和欧盟:他们在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欧盟的亲密伙伴，但欧盟必须重新定位，更加自信地面对。面对美国，整个欧洲也需要这样做。如果欧洲人能达到最低限度的团结，那么他们就能实现新的自我定位。作者简介：芮武峰: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同济大学顾问教授原标题：《芮悟峰：变局下的欧美关系新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