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
周扬直到被罚才知道被罚的滋味,也不知道认罪。
丁玲一直不肯原谅周扬,直到她死了,也就是周扬全家都去送死了。
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一个皇帝和暴徒。
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于理论。周扬认为启蒙与救国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国是暂时的。
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忏悔,更是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时间不对。他否认那段历史。这是值得称赞的。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周扬既是“受害者”,也是“受害者”。
谈论夏衍
夏衍像狼一样移动。
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什么是中国美术学院?是小台湾省。”这样的“刻画”非常吓人。“小台湾省”是什么意思?“小台湾省”意味着中国美术学院不再由共产党领导,而是由一群国民党统治,中国美术学院也变成了国民党。这是什么性质?这是我们和自己之间的矛盾。当时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包括医院领导。
当时中国美术学院领导班子批评胡风、反右特别积极,把很多人搞得乱七八糟。他们没想到螳螂在蝉和黄雀的后面,然后就都熟了。
然而,“文化大革命”后,夏衍开始改组。被处罚的原因是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计划的编造者”。其实这就好比说中国美术学院是“小台湾省”,纯属捏造和诬陷。夏衍开始被游街示众,被批评,被羞辱,被殴打,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8年7个月。在监狱里,夏衍的右腿被踢掉,但他没有得到治疗,导致终身残疾。
谈谈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是悲惨的,但他在执政和执政的时候,一点都不手软,非常残忍,近乎疯狂。比如“反右”期间,吴晗发表了题为《我很反感》的演讲在NLD召开的批判张伯钧和罗隆基的会议上。我抱怨!“这次演讲,火力十足。
其实当时吴晗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归咎于“形势所迫”,但他一点也不丢人。他不配被称为“知识分子”。
吴晗的死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
在吴晗的笔下,“意图”太明显了,明眼人都知道。
吴晗的《哈里被免职》原本是一部“服从命令”,或者说“拉拉扯扯”的作品。就连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会被定罪。
谈邓立群
邓立群著名的“左”,甚至被称为“左王”。
事实上,邓立群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待一些问题,但他没有。他坚持一些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有点像伪君子。
他特殊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他重“左”轻右的性格。
这不仅仅是个人悲剧。
谈曹禺
我见过曹禺很多次。他又矮又胖。他觉得自己不太像作家,更像一个商人。
曹禺的剧作最好的是《雷雨》,这是他的厚积薄发,其余的都不好。而《雷雨》似乎涉嫌抄袭。它诞生于易卜生的著名戏剧《幽灵》。
曹禺写《雷雨》时,年仅22岁,天赋自然存在。
和老舍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曹禺非常密切地关注政治,积极参与建设,体验生活。结果,“收获很多,却毫无头绪。”周恩来要求他写“民族团结”,而他写的是“王昭君”,但“王昭君”是劣等品;周恩来请他写《巴黎公社》。他一开始很高兴地接受了,然后他痛苦得写不出来,最后他交了一张白纸!
谈巴金
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一个劲儿地忏悔;而最应该坦白的人总是装聋作哑。
这可以称为“巴金现象”。
巴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想想,他真的找不出哪个“政府”好,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政府好。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阻碍人民自由的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我们的自由就完全丧失了,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政府的干涉。”英国哲学家加德曾写过另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的,越少越好。”平心而论,这些话多少有些道理,但也有些偏激。
巴金晚年写随想,使他的整个人生得到升华。
浅谈流沙河
流沙河不错。人和文学都不错。
他的“右派”被纠正后,反映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兴衰。
流沙河的字,往往是从捡不到的小事写出来的。当你读它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在乎它们。然而,当我读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他写的不是小事。
这和沙正好相反。沙·叶欣经常关注重大事件。但这两个人,殊途同归。
谈张贤亮
经历了“反右”,张贤亮被扭曲了。他认为每个人都欠他的,他需要社会或者其他人来补偿他。
如果“反右”几年后平反,可能就“没有”张贤亮了。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一个世界是虚构的,但那个世界很肮脏。张贤亮缺少的,无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是诚实。
张贤亮与“中国第一美女”巩的交往,才是真正的他。
谈王蒙
我个人不孟。
王蒙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没有扎实的考证,学术价值不高。王蒙不是学者。
王蒙的性格也比丛、,甚至张贤亮差。
王蒙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小说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读王蒙的文字,真的能感觉到他有一个清晰的世界,有一种世故的人情。
谈论黄永玉
黄永玉很聪明,但他们大多数人都很聪明。他的很多文字和故事都脱胎于古代笔记和小说,稍加留意就能看出出处。
沈从文遇险时,黄永玉没有去看望沈先生,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沈先生在他身边。然而,在沈从文的名声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一有机会就称沈先生为表哥,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最亲近的亲人。
徐悲鸿论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自己建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学院的许多领导都来自延安。
延安人对所谓沦陷区的老人,甚至对徐悲鸿,都是不屑和不尊重的。
谭江峰
建国初期,江枫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
江枫很好很善良,但很左倾,但不如周扬,后者更左倾。但是这两个老“左派”合不来。一次,周恩来把江枫叫到中南海。进门时,江枫脱下外套,用胳膊斜挎着。周恩来见江枫进来,就站起来对江枫说:“坐下,坐下,这次请你来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江枫听到这话,立刻就生气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一个问题!”说着,转身就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不得不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江枫,曾经对江枫说:“我会把新中国的棋艺和书法送给你。”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毛泽东也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问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毛泽东能不知道江枫是共产党吗?
后来,在1957年,江枫和其他解放区的人也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
论吴冠中
吴冠中总说:“笔墨等于零。”但是,没有笔墨,吴冠中所有的画都不等于零。吴冠中的笔墨其实很到位,很讲究。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吴冠中的画都是素描,被视为大师。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作品。吴冠中原本是搞油画的,后来改画国画,没有成名。
吴冠中写的一些小文章确实不错。
谈顾准
顾准很了不起。他彻底颠覆,或者说从根本上扭曲了人们在地球上建造天堂的想法。
可惜他的生命太短暂了。如果能活二十年,甚至十年,影响可能更大。顾准自己更清楚这一点。临终前,他说:“我觉得眼前有金色的小麦,等待收获,但没有机会。”
顾准去世时,他很痛苦:他的妻子比他先去世了,孩子们都不认识他,所以无法满足他们想见他的愿望。
子论
资中君从根本上关心的是我们民族或国家的未来。
我不知道这位神秘的长者是谁。我们谈论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你同意他的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