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16日和20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经过两次开会讨论后，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在这个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中，毛泽东、刘少奇分别分管全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次两次会议，虽然在党史中很少提及，但是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

在总结白区工作时，在会上不少人不约而同地推崇刘少奇。据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第一炮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打响的。

陈云在9月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据此，陈云同志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陈云的说法立即得到了任弼时的支持。

第二天，弼时同志说：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据胡乔木回忆，陈云和任弼时的说法连原反对刘少奇的康生都支持。

康生在29日的发言中检讨了在白区工作的政策上与少奇同志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他当时反对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三是受了1931年12月的中央告同志书的影响，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连谁也不服的康生也推崇刘少奇，甚至做起了检讨，可见对刘少奇的认识已成为了党内的共识。对此，胡乔木说：

九月会议上陈云等对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的评价，后来也成为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观点。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

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在那次会上虽然没作出什么表示，但实际上肯定这个意见。”但是，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写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等九篇重要文件，而在这些文章中，他多处肯定刘少奇，赞赏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正确主张，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对刘少奇的责难。甚至，毛泽东还对临时中央对刘少奇的委任上提出了罕见的指责：

毛主席认为，“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这首先表现在1931年5月间由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

此处说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其实应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对当年临时中央错误地撤销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指责，不可谓不严厉；但是，他又称赞刘少奇“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甚至有称：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的“正确的领袖人物”，甚至还说：“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中卷，第330页。）

对此，党史专家石仲泉后来说：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对一个中央负责同志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极其罕见的。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倚重，也表明给刘少奇“正位”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于是，尚在华中的刘少奇，被毛泽东急电调回延安。

1941年12月30日，刘少奇长途跋涉3000多里，越过100多道封锁线，回到延安，党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会。1月开始党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3月得以完成。刘少奇从原来的华中局领导人一跃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甚至超越了周恩来和朱德。

而正是这次党中央组织机构的调整，从组织上确立了遵义会议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同时也成为了刘少奇党内工作的一个大转折，不仅赋予了刘少奇前所未有的领导重任，而且也由此奠定了刘少奇在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金冲及说：

……书记处成为在政治局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成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

正是从担任书记处书记起，刘少奇开始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其实从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始，这是刘少奇第二次担任毛泽东的助手。而他的这个角色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而在刘少奇的这次重大转折中，陈云功劳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