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57岁生日。
2020年对他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
职业:好莱坞往事,一部新电影,获得10项奥斯卡提名,并获得两项大奖:最佳男配和最佳艺术指导。
家庭:喜欢和老婆丹妮拉·皮克一起加上第一个儿子,升级做爸爸。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暴力美学来分析他的电影。
今天,我们决定用不同的方式打开它。
还记得去年在昆汀·塔伦蒂诺突然走红的一个视频吗?
是的,昆汀会说中文:“牛X!”那个!
有网友说,昆汀从他的手势可以看出,绝对是姜文教他说“牛X”!
那么,昆汀和中国的渊源是什么?
昆汀在拍摄《杀死比尔》时,在中国留下了哪些故事?
今天,我们将揭示昆汀和中国之间的神秘命运。
别担心,一切都得从24年前开始,昆汀来到北京参加展览交流...
第一卷北京圣丹斯
1995年10月,美国独立电影的年度盛会圣丹斯电影节来到北京展映交流。
现在回头看,当年美国选出的八部电影几乎都是美国独立电影史上的经典,比如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理查德·林克莱特的《都市失败者》和王赢的《喜福会》,但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昆汀·塔伦蒂诺和他的《低俗小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21世纪剧院第一次学习了低俗小说。他记得,在现场交流环节中,昆汀出现并在侃侃说话,“满口脏话”。
有观众问,低俗小说的叙事结构是否受到《水浒传》的影响。昆廷不知所措,但他说他非常喜欢金庸。
更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剧院外。
电影节期间,一个周四,北京电影学院的四名大二学生刚刚观看了21世纪剧场的电影。
迎面,我碰巧遇到一个长相奇怪的年轻外国人。系主任李虹认出了这张脸,吞吞吐吐地嘀咕着“昆汀”。路过的另一个人显然听到了,他的表情表明她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四个人跑回去说话。
李虹回忆说,因为一开始信息不发达,他们不知道昆汀和他的《低俗小说》来了北京,在21世纪剧场看了另一部电影。
当时在现场的文学系的程然,更爽快地承认,他既没听过昆汀的作品,也没看过昆汀的作品。还有“李虹英语好,知道的也多”,于是就上去打招呼。
程然记得昆汀自己也很惊讶。他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在北京街头认识自己。学生们解释了他们作为“电影学生”的身份,互相问候后,他们同意下周一昆汀访问北电时再见面。
星期一,昆廷赴约了。
导演系的学生找到一辆自行车,带着他走遍了北京。第二天,大家伙就拉着他,拿了一个黄色的“面条”,来到程楠一个同学租的平房里吃喝,瞎说。
程然回忆说,十几个穷学生没有用什么好东西招待他,但大家的兴趣都极高。喜欢喝酒的昆汀喝了很多二锅头。
一屋子的年轻电影人聊了一夜。多年后,李虹记不清自己到底讲了什么,但她说她一直记得的一句话是昆汀给想拍电影的大孩子的建议:“故事为王”。
昆汀没有浪费一周的旅行时间。他还参观了秦松的工作室,并会见了他最好的朋友姜文。
昆廷玩得很开心,以至于连他的同龄人都受到了批评。在讲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独立电影崛起的纪录片《庸俗电影》中,记录了女性导演和艾利森·安德斯的回忆。
她说当时“昆汀觉得自己在中国应该被当作明星对待,故意让自己远离其他几个人。”。
而在最后一天晚上,圣丹斯代表团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晚宴。只有昆汀忙于争取一些“大牌”和中国官员的席位,其他导演只能尴尬地靠边站,最后坐到其他位子上。
总之,昆汀的第一次北京之旅是匆忙而充实的。用当时北电导演部主任郑教授在2002年《当代电影》昆汀电影特刊上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恐怕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人都不会入乡随俗...突然明白他拍的电影为什么这么丰富多彩了。”
第二卷杀死中国制造的比尔
1995年《四个房间》和1997年《杰基·布朗》的差评让昆汀消沉了很久,原本计划的《无耻混蛋》搁浅了。
然而,拍功夫片的愿望终于让这位香港武侠片和日本戟片的狂热粉丝复活了。2002年,《杀死比尔》开始制作。
起初,昆汀和电影制作人计划在日本东京拍摄,但成本核算后成本太高,于是他们找到了替代方案:中国。最后,东京的所有内部部分都是在北京拍摄的,而一些外部部分是从东京拍摄的。
北京和东京的地理位置相近,袁和平袁家班的动作设计,北京电影厂从《狮子王争霸》到《卧虎藏龙》大量制作动作片的经验,以及昆汀对北京的良好印象,都促成了这一点。
曾主演《太极侠》的胡琛,当时是袁家班的成员,负责设计动作,还担任演员的武术教练和演员乌玛·瑟曼的动作替身。
他还记得,高大的乌玛“更死板”“更精致”;昆汀最初计划在电影中扮演武术大师白眉道士。一旦他训练压腿,他就不停地咒骂。但作为导演,你必须以身作则。
最后,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剧没有成功,但昆汀瘦了很多。
张金展是中国电影界公认的第一位副导演。作品有《霸王别姬》《卧虎藏龙》《英雄》《追风筝的人》等。在《杀死比尔》剧组,他是中方第一副导演,负责负责中方合拍的所有作品并现场表演。
他说《杀死比尔》是他这几十年来最快乐的时光,“完全是创作,不是体力劳动”。他说,昆汀“完全是一个‘导演’”,而不是把70%的精力花在与导演无关的各种琐事上。
工作室作品照片,精英荟萃:导演昆汀、武智、武胡,女主演瑟曼,制片人班德,中国副导演张金展,摄影师理查森
胡琛回忆说,录音室的节奏很放松,甚至昆汀前一天晚上也弹得太多了,第二天他去录音室宣布自己今天状态不好,全组放假一天。
张金展也证实,《杀死比尔》完全按照好莱坞的制度,不加班,而且周末休息。因此,昆廷玩得很开心。
原本在北京的行程是21天,最后却延迟到76天,加上休息日,差不多4个月。为什么要这么久?
在2003年接受《名利场》杂志的独家采访时,昆廷高兴地解释说:“时间表规定了三天的动作戏,但他们做了八周...在香港和内地,他们都说‘去他妈的档期’,他甚至说“他们的电影拍得这么没完没了”。
显然,他在推卸责任。众所周知,香港电影人一向以超高效率著称。真相不难想象,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动作片,所以一方面是档期设计不合理,但更重要的是昆汀认为她是电影《米拉麦克斯》的宠儿,所以她不断改进。
而且,这正好给了他享受异国生活的机会。跟随船员回到美国的胡琛回忆说,昆汀后来买了几辆中国古董家具的车,外加很多影碟。
《男装》杂志的一位编辑至今还记得,2002年的一个夏夜,他在一家夜店跳舞,突然被人撑在身后。他回头一看,是个笨拙的外国大家伙,仔细一看,“原来是那个流氓昆汀”——逛夜店是昆汀在北京的一大爱好。
2003年,他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说他在中国很开心,称赞北京的夜生活。他说,北京有五条酒吧街,和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第六大道一样,他们的工作人员经常在周六通宵狂欢,然后在周日睡一整天。
他甚至称赞北京是“现在世界的狂欢之都”,因为它比服用迷幻药更有乐趣。他还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爬长城的生动故事:通宵狂欢。“有烟火,有乐队,我们还抽大麻...太棒了。”。
中国第一副导演张金展也在《杀死比尔1》中扮演了一个日本黑帮
2002年夏天的北京电影厂是中国电影圈的一大乐事。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等。陆陆续续地来参观了这个班,并和昆汀交换了酒。
时任北影厂厂长韩三平的秘书高成胜还记得,昆汀爱吃火锅,不怕辣,很开朗;而张金展却被昆汀拖住,演了一个夸张的日本黑帮。
剧组集结了当时北京电影圈的大部分一线幕后团队,甚至来片场当杂工帮忙,其中大部分都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胡琛说,甚至“陈云的孙女也来过”。
严格来说,这是自1987年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摄《太阳帝国》以来,好莱坞作品第二次来到中国进行完全意义上的拍摄。中国的长周期和深度参与,几乎可以看作空前后。张金展和胡琛都肯定了当时的专业性和和谐性在此后的工作中从未有过。
胡琛是女主角乌玛·瑟曼的主要动作,身材加倍,而眼尖的观众很容易发现《新娘》中的“新娘”的体质在打斗剧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是中国电影行业的低谷期,但传统的专业工作室制度依然存在,员工的素质和工作态度依然有着老国企工厂专业和谐的一面,这与当下以“劳务输出”为主要状态的影视行业大相径庭。
承接外包工作,赚取外汇是一回事,但更多的,确实是两国电影人互相交朋友,共同创作的氛围。
当时正好是中美电影短暂的蜜月期。有中国团队特别是武陟参加的《黑客帝国》《查理的天使》《低语》《尖峰时刻》等好莱坞电影相继问世,而《卧虎藏龙》《夺命比尔》则在北京电影厂陆续制作。
随后哥伦比亚亚洲公司引进投资和规范,出品了《可可西里》《功夫》《天地英雄》《天下无贼》等多部合拍作品。
但随着风云变幻和中国本土电影产业的崛起,中美合拍一度停摆,近几年再度开播时,变成了《敢死队2》、《钢铁侠3》这样的炒作。
第三卷中国接收昆汀,昆汀接收中国
郝建教授是中国第一位低俗小说翻译家。他还多次在大学课堂和专业期刊上分析昆汀的作品。
他回忆说,《低俗小说》刚在中国通过录像带流传时,很快就迷倒了一批电影学院的年轻学者和学生。
据说1995年以后,在北电一段时间的学生工作中,出现了很多分段结构和时间空交错的情况。
随着中国粉丝文化的兴起,“低俗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成为粉丝、文艺青年和小资产阶级的“必读之作”,甚至成为身份的标志。
在这种情况下,郝建在2002年写了一篇文章,评论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也受到西方知识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赞赏。在今天的中国,对“低俗小说”的理解也有这样的含义:它刚刚成为白领的兴趣,成为文化精英的身份证,成为某个文化宫的贵宾卡。但在对主导文化的趣味领域和思想认识上,昆廷确实是腐败和颓废的象征;叛逆不认真的代表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当成淫秽的教科书。”
事实上,与此相似的是周星驰在同期青年文化中的盛行。对大多数中国粉丝来说,周星驰和昆汀有着相似的含义,两人骨子里的叛逆和颠覆都备受推崇。
而且,不言而喻,在中国,昆汀和周星驰反抗权威和秩序的叛逆力量更加强化和绝对。
在海外,昆汀更多的是一个风格迥异、魅力十足的电影人,而在中国,他就像是精神导师和摇滚明星的结合体——他融合了大量主流和非主流电影和音乐的电影,我们不知道“写”在哪里,但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厚颜无耻和笑料,那是“酷而牛逼”。
所以中国粉丝特意给他封了个名头:“痞子导演”,真是实至名归。
1995年10月12日,《北京青年报》文化版推出了《北京圣丹斯电影节》《低俗小说》等影片
与同样受到中国资深影迷崇拜的欧洲电影大师的杰作相比,昆汀的电影远非厚重和深刻,但确实比一般商业电影丰富得多,智慧得多,功能令人兴奋。
尤其重要的是,昆汀在电影技巧上有着自己独特的造诣和突出的艺术成就,如结构编排、叙事风格、镜头选择、艺术布景、场景调度、剪辑编排、音乐作曲等。
因此,他在中国的粉丝数量和辐射度远远超过了伯格曼、侯孝贤和塔科夫斯基,但他注定无法与成龙、李连杰、周星驰、史泰龙·施瓦辛格和他的偶像吴宇森·林岭东相提并论。
在柏林《江歌》首映式上,昆汀身着唐装,面对镜头,总是摆着功夫姿势。而他与中国的缘分更体现在他作为香港电影超级粉丝的地位上。
类似于法国新浪潮中年轻影评人晋升为导演,众所周知,昆汀从一个视频租赁店的店员,成长为一代著名导演。
不管是烂片还是名片的冷片,他看了无数部,然后开启了当州长的第二脉——他从一开始就宣称自己的创作是从各种电影里偷来抄袭的。
好莱坞老B级片和香港电影构成了昆汀电影创作的基础。
肖战的武侠,吴宇森的英雄片,林岭东的监狱片,成龙的动作喜剧,还有“东方歌王”王家卫,都算贾茹甄,爱得要死。香港电影的风格、镜动、节奏、造型都在他的电影中重现。
《杀死比尔》被他定性为“香港功夫片”,所以在片头加了邵氏公司的logo。
《英雄》以“昆汀·塔伦蒂诺制造”的旗号在美国上映
长期以来,他称赞和发行香港电影,是香港电影的热心推广者。例如,“重庆森林”和“英雄”以“塔伦蒂诺制造”的名义在美国发行。
2011年,一位法国电影人还拍了一部纪录片《佛罗伦萨:香港门徒》。就像马丁·斯科塞斯珍惜经典的好莱坞和意大利电影一样,昆汀这个马丁的放大版,对香港电影的尊重和关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本土从业者和影迷。
昆汀对中国完全是“治外法权”,从未进入中国主流视野。
但放眼欧美影坛,除了早已离世的独一无二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甚至还有被邀请到中国拍片的人,如安东尼奥尼、贝尔托卢奇等。,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理解并热爱中国电影,创作充满中国文化的导演了。
他真的很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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