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美术学院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画家。他们的作品《父亲》、《春风觉醒》和《石头》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们的名字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荣耀。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不可回避的“四川画派”,他们是何多苓、罗中立、毛旭辉、周春芽、叶永青
聚光灯下的何多苓创作四十年
今年夏天,5月16日至6月14日参观四川美术馆的每一个人,都被“野原——何多苓个人作品展”的规模所感动。美术馆一楼用了两个展厅展示何多苓的画作,规格空前。本次展览展出了何多苓自1973年以来创作的135件作品,包括肖像画、俄罗斯森林、杂花画、带阁楼的房子等,其中有一些是何多苓自己的作品,也有一些是专门向收藏家借来的。说起来,这是70多岁的何多苓第一次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长期扎根成都,在家乡成都举办大型个展。
本次展览的主办方、四川省文联相关负责人在开幕式致辞中对何多苓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四川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并表示希望通过何多苓的个展,大力宣传四川文艺界的丰硕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顶尖油画艺术, 推动四川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把何多苓40年艺术成就放在聚光灯下的不仅仅是国内观众。 2017年,聚焦何多苓艺术人生的纪录片《乌鸦很美》入选全球第30大纪录片节——IDFA大师单元。这是成都艺术家专题纪录片首次入选世界顶级纪录片节。
这是荷兰国家艺术电视台AVROTROS和荷兰国家媒体基金首次出资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艺术家的纪录片。它是由荷兰著名艺术纪录片导演弗兰克·斯基夫纳拍摄的。参与制作的荷兰华人制片人、导演赵佳介绍,荷兰公共艺术广播电台AVRO赞助这部艺术纪录片是历史性的一步,希望帮助西方世界了解非西方的美学观点和哲学,为西方艺术爱好者开启真诚的视觉之旅,让他们更好地从中国了解当代艺术。
乌鸦很漂亮
这个“历史性的第一步”叫《乌鸦很美》,是以何多苓1988年创作的同名油画命名的。它被公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代表性的作品,画面优美、典雅、神秘、感伤,也延续了何多苓前期作品中的鸟意象。2012年6月16日晚7点30分,荣宝斋在上海2012年春季油画雕塑夜景中手持铁锤。在那次拍卖中,《乌鸦很美》从280万元开始拍卖,不到一分钟价格就突破了1000万元,最终以1380万元成交。
纪录片导演弗兰克·谢弗不仅在何多苓的作品中看到了东方哲学,也看到了孕育这位艺术家的城市的独特性。“从地理位置上看,成都位于成都平原,是一座古城。它是长江冲出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后第一个流入的地方。自古以来,这座城市孕育了许多思想深刻的艺术家和诗人。直到现在,成都独特的文化氛围也让成都区别于中国其他城市。
在“野原——何多苓个人作品展”开幕式上,何多苓说:“作为一个成都人,我学画已经46年了。我想把这个展览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人们和朋友。”同时,稍后即将出版的《何多苓文学集》献给成都,对他的创作生涯做了一个完整的回顾。在《何多苓文献集》中,何多苓写道:“直到今年,我已经画了46年。除了旅行和社交,我已经趴在腰上20天了,但我不记得哪一天没有写。46年做这件事,动机真的很简单:喜欢,或者爱。”
与时俱进,但与潮流保持距离
何多苓出生于1948年,是四川大学的一名学生。他的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研究古典文学。没有人教他画画,但他似乎能抓笔。7岁发表作品,10岁获得亚洲儿童绘画大赛冠军。但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好人要学理工科,投身祖国建设,何多苓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的想法,父母并不支持。
1969年,20出头的何多苓去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山苍茫,无边无际,同行者觉得可怕,何多苓却看到了自然中的美学和哲学。他说:“当时我以为那叫美,蓝天白云,土地辽阔,远山神秘,山比山高。我心里想的是,我一定要爬这些山。后来我登上了这么大一部分,感觉自己也在里面。我觉得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和谐的感觉。”
天高云淡,星高云淡,何多苓心中自然之美所激起的狂喜,似乎抵消了饥饿、困苦和苦难。而这种感觉后来被他归结为“天生的审美人”。更重要的是,没有父母的约束和管教,何多苓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成长,学会画画和作曲。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许多世界名著,如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巴尔扎克、雨果等,也阅读了哲学著作,如丹纳的《艺术哲学》。
其实农村劳动艰苦,生活条件艰苦。每次听说有人从成都带肉来饺子,都是年轻人蜂拥过来,吐的时候说个不停。何多苓最多吃了100个。拜访朋友经常要翻山越岭。用何多苓自己的话来说,“有时候我睡在彝族家半路上,门被撞开了,累得睡不着。那时候,我完全把自己当成了野人。”
1972年,当农村走到尽头时,其他人都试图回到城市。何多苓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看书、作曲、画画,和一只狗在大自然中嬉戏,从来不想抓住那些工厂招工人的机会,因为他根本不想当工人。
直到成都师范学校招生,何多苓才回到成都,接受更专业的艺术教育。1977年,从教数年的何多苓看到恢复高考的通知,当即决定报考四川美术学院。1978年,何多苓、罗中立、张晓刚等人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稍微年长一点的何多苓自然成为了羡慕的对象,羡慕他的技法和他的好画。但是,和知青时代一样,何多苓依然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埋头学习,研究图片,研究技法,思考如何“画得越来越好”。
《春风觉醒》
何多苓的毕业作品《春风觉醒》现在是一部极具标志性的作品,而当时的导师只能看懂《罗中立的父亲》,这是一部极具主题性和标志性的作品。面对《春风觉醒》的画面,草地、农村女孩、牛、狗不解地说“情绪低,格调不高”,拒绝打分。后来,“美。”
《蜀》杂志编辑何荣、李先亭将这幅取材于凉山州知青生活的画作登上杂志封面。
《春风觉醒》后来在巴黎卢浮宫举办,后被中国国家美术馆以550元的材料成本收藏。时至今日,它被视为“伤痕艺术”的重要代表作,被油画界评价为“整部作品的情调抒情、诗意、神秘、不可知,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因此被一代青年深深铭记。
在何多苓的作品中,没有《父亲》和《为什么》等伤痕累累的问题、指责和批评。他的作品从来没有明显的伤口,也从来没有攻击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赞成把自己归为“疤痕艺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早期作品中的疤痕。但你可以把伤疤当成一种诗,里面包含的不是痛苦,而是美好。”。
探索独特的风格,跨界吸收营养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汹涌发展中,不随波逐流的何多苓显得有些落寞。用四川大学易丹教授的话说,“他对孤独有一种向往,这种向往来自内心深处,也正是这种向往让他在艺术道路上与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从早期作品到《俄罗斯森林》和《杂花》,这种孤独感就体现出来了。”
伊丹认为这种主动的孤独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艺术家的画总是有文学性的。在我看来,绘画语言本身的创造和成熟,只是何多苓艺术上的一个成就,更重要的特点是作品叙事的文学性。从《春风觉醒》到《杂花》,都有中国古代文人画的气质。画面从构图、人物的选择、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都有故事,除了色彩、造型、线条、明暗对比之外,还有一种叙事的欲望,这成为他的特色。”
90年代,何多苓去了美国。外来文化的冲击并没有让何多苓觉得自己像座山。美国艺术市场迎合消费者的风气,让理想主义的何多苓感到无所适从。
创作中的何多苓
在《何多苓文献集》中,翟永明说何多苓在精神身份上更接近诗人。“我认为在他的创作中,文学和建筑,以及音乐,都是比较吸收的。他艺术养分的来源更具个性和多样性。比如音乐很抽象,诗歌也很抽象。建筑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明显显现。然而,音乐和诗歌完全是精神和气质的影响。这些都变成了一种营养,融入到他一贯的绘画中。他不同于其他画家,这使他在精神身份上更接近诗人。
不是艺术家。"
其他美术老师只教画画,但何多苓经常给跟着他学画画的年轻人送书。他认为学生不仅要学习绘画技巧,还要在气质上更多地接受文学和诗歌,吸收更广泛的文化知识。他也练习了自己。采访中,我们提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传记小说《时间的噪音》,这是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近两年出版的作品。他不仅读了,还因为书中的一个细节,将自己的画作肖斯塔科维奇命名为“等待”。
说到跨界,何多苓这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十几年前就开始用软件作曲了。“十年间至少创作了数百首歌曲”,包括《夏日波尔卡》、《小变奏曲》、《小俄罗斯舞》和《小回旋曲》。他还用四年时间设计建造了何多苓美术馆。
从沙堰到蓝顶,艺术与城市扎根共存
1993年,刚从美国回来的何多苓,在成都到处找房子刷漆。后来在榆林社区沙岩找到了一个叫“大板房”的地方。我很兴奋,觉得在这个地方画画很理想。房子一建好,他就通知了周春芽、郭威和张晓刚。后来大家都去买了,包括赵能治和何森,都在,纷纷买房或租房。因为彼此很近,艺术家们一起画画,经常去参观房子,开酒吧和白夜。
“整个沙堰的艺术氛围在90年代相当先进。当时沙堰对面还有农田。整条街什么都没有。有三家酒吧和两家餐馆,我们每天都在那里吃食堂。那时候,人们经常在对面放风筝,然后看到二环外的建筑长出来了,农田也退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小寨画像
在《沙子岩》中,何多苓的画风开始慢慢转变,从中国古代绘画中汲取营养,尝试中西合璧。“有石头组、大宝贝、大人体、庭院方案和后窗。中间我发现了一张《金瓶梅》的插画,非常震撼。所有的画都是关于中国园林人去英国用伟哥举办展览的作品,也就是“家庭系列”。1997年,我在英国的展览是《迷失的房子》。这些画都是当时一个收藏家买的,现在都没有卖出去,都还在他手里。从2000年开始,宝宝就和素颜结合,重新涂色。”
当沙堰上40平米的房子容纳不下大型工程时,2003年,周春芽、郭威、赵能治、杨绵才搬到成都机场旁闲置的厂房,看着厂房蓝色的铁屋顶,取了“蓝色屋顶”的名字。
何多苓在《何多苓纪实集》中回忆:“2003年我去的时候只有两码,后来扩大到五六码。我想几乎所有的画家都走了。现在蓝顶包括蓝顶工厂。当时,他们都在那边。我记得唐可和他们家是三号院,他们的工作室好像是从鸭棚改造过来的。他们以前养鸭,现在还臭了很久。老蓝顶其实和北京那些艺术区差不多。就是这样,工厂改造了,越好越好。我看到第五个院子盖了房子,院子做得很好。地震没有问题。”
2004年明确表达了艺术社区的概念;2007年,落地艺术区东移;2009年,首批14位艺术家进入“新蓝顶”;2012年,“老蓝顶”守望者全部搬家。“北京有798和宋庄,上海有苏州河和莫干山,成都有蓝顶。”建筑师刘加坤,何多苓的老朋友,设计了蓝顶美术馆。他将蓝顶的价值描述为“生产基地”。“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和一种象征。与北京、上海的艺术区相比,成都的基因是植入乡村的。蓝色上衣的价值在于保持这种天性。”
《人民日报》记者曾撰文高度赞扬蓝顶的存在:“成都蓝顶艺术中心开辟了艺术家的天堂,远离了世界的喧嚣;它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庇护所,减少了四处奔波的痛苦。为此,Blue Top打造了一个被视为文化磁场的当代艺术社区。”
随着何多苓、周春芽等数百位艺术家的相继落户,形成了一个具有文化资源整合趋势的聚落生态,因此,兰丁被誉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当代艺术圈。落地创意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敬表示:“落地的转型为当地创造了经济附加值和高端文化品牌形象效应,也在探索如何在艺术生态与城乡发展之间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从沙堰到蓝顶,艺术与城市扎根共存,实现了文化磁场的长期良性循环。何多苓、周春芽等艺术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_本刊总编辑>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