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成为中国走向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之一。而在当时的首都北京，三个月建起36所大学分校，实现了地方教育战线上的一次胜利“突围”。30余年后的今天再回顾起来，方能体味这一举措对北京乃至全国的深远意义。这一“大手笔”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走访了当年的主要决策者、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同志。

记者：林老，提及分校，当年的分校生都说首先要感谢您。听说大学办分校是您在天津工作期间首创的。请您介绍一下。

林乎加：说到办分校，功劳也不能算到我一个人头上，这是当时市委解民情、顺民意作出的决策。要非说我个人不可的话呢，也就是提供了“天津经验”。1978年5月，中央调我到天津市工作。刚到天津个把月，就听到不少人反映，说：1977年天津市高考中分数达到及格线的考生有很多，但天津市的大学太少了，这些人进不了大学。这次高考安排在1977年的12月份，是“文化大革命”后举行的全国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也就是常说的“恢复高考”，从而改变了“文革”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去年有一部电影，叫《高考1977》，说的就是这次。

当时，积压了很多高中生，有过去历届的，也有应届的，但大学招生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国家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急需大量人才。1978年暑期，仅隔上一次考试半年后，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也就是第二次招考前夕，如何让考试合格的学生有大学上的问题摆在了天津市委的面前。

于是，我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的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请来讨论这件事。我说，“文革”十年中断了正常的大学招生，造成各行各业人才奇缺，现在中央决定把抓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没有人才怎么行？我问他们，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如果扩大招生，主要的困难是什么？他们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我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我说可以招走读生嘛！就招天津市本地的学生，这样就不存在宿舍问题了。我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因为多数家庭都有孩子没学上的问题，所以大家态度都很积极。会上还对校舍、经费等提出了很多建议。

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领导说扩大招生还需要向教育部请示一下，因为他们属于教育部管理。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因为“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使得大学教育的质量太差，他们怕降低标准录取的学生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但我们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并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完全不同。

当时，小平同志访问朝鲜后到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的各项工作都很支持。我们知道，恢复高考的意见也是小平同志先提出来的。我就给小平同志写了封信，说了办大学分校的想法、做法，当然还说了教育部的态度。小平同志很快就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这个批示后，我们就放手干起来了。我们依托天津已有的大学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左右的学生。

记者：那么，当时北京市高中生考大学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北京市大学办分校的决策又是如何出台的？这中间的困难多不多？

林乎加：1978年10月9日，中央决定调我到北京市工作。这时，高考招生工作刚结束不久，各大学已陆续开学了。这次北京地区报名的有9.4万人，而在北京市仅录取近1.75万人。在完成录取后，大批考试成绩好的考生进不了大学，其中总分达到300分以上的就有1.6万人。而当年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的录取分数线还不到300分。而且，当时社会上工作岗位也少，加上知青开始返城，就业形势一时极为严峻。都年纪轻轻的，大学上不了，工作不好找，窝在家里无所事事，家人也跟着烦恼。和天津市一样，群众反映很大，况且在首都，这个问题显得更加敏感。

考虑到首都北京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意义重大，为更好地加速北京高等教育事业发展，10月30日，市委决定成立高等教育委员会。紧接着11月初，我主持召开了一个市委会。会上，我介绍了天津市办分校的做法，会上所有的人都很赞成，决定由白介夫同志具体负责。我对白介夫同志说：你酝酿一下，找大学的同志商量商量，重要的会议我参加。我把天津遇到的主要问题讲了一下，大家心里有了底。思想上通了很好，但一落到各部门头上，就会嚷嚷有困难。比如，有的大学担心会影响本校的教学与科研，有的说财政紧张。怎么办？11月11日，我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时，第一个问题就讲到：搞四个现代化，不培养人才是没有希望的，“嘴里讲四个现代化需要，广大青年学生需要，广大家长需要，多少个需要都讲得很有道理，办起事来，就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多的不可能，那么多的降低标准，究竟是为什么？大学分校要坚决办，而且越快越好，在办的中间逐步改进，逐步完善。我们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应该千方百计地培养人才……不要搞‘天桥上把式’，只说不练。”为什么讲得这么不客气，因为之前我刚到日本考察，发现日本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不仅是对大学生，还有大量的技工。这让我很受触动，我们再不紧追，只会被日本落得更远。为此，我在会上还提出市里各局都要考虑办自己的技工学校问题。

就在我讲这个话前一天，即11月10日，新华社发出电讯，题目是“教育战线传来又一喜讯，高考成绩较好的部分地区将扩大招生”。电讯主要是介绍了天津的“首创经验”。国家教育部肯定了大学办分校的作法，这是个有力的舆论支持。而且这一天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的日子，会议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1月15日、11月22日至25日，市委召开了大学扩大招生工作会议。有关办分校的区、局和高校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在北京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上，我讲道：现在的情况是国家不能再等了，年轻人也等不起了，大学老师那么多年不能教学，也不能再等了。我介绍了天津市办分校的做法，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拿出办法解决问题，尽快地让这些青年进大学读书。通过会议，大家进一步提高了对扩大招生、加速培养人才的认识，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这一决定也得到市委、市政府所有干部的支持。会议讨论了分校方案，确定了校址、专业、人数；讨论了招生办法、领导体制和教学有关问题。

记者：要在短时间内开办起36所大学分校，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各方力量是怎样配合的？分校的教学管理和专业设置情况如何？

林乎加：11月25日的会议一结束，市委关于挖掘地方财力、物力，自筹资金，依托北京地区高校，建立大学分校，扩大招生规模的决策，进入具体实施阶段。11月26日，《北京日报》头版发布了“为加速实现四化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本市举办大学分校扩大招生，将录取高考成绩三百分以上的考生约一万六千名”为题的消息，号召有关部门加紧做好腾出校舍、制定教学计划、调配干部等工作，要保证明年1月开学。12月2日，《北京日报》又发布了北京市1978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简章和扩大招生学校以及专业目录。

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而办学经费和校舍则由市里解决。因为校舍不可能一下建起来，于是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大约需要好几千万，对于当时北京市是很大的一笔钱。除了压缩行政费用外，主要占用的是基本建设费用，所以负责基本建设的同志有些为难，但也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当时，从各高校、各委办局等单位中，抽调了1600多名教师和管理干部，同时聘请了1200多名兼职教师。从管理体制来看，分校大体有三类：一类是市高教局直接管理的共16所，一类是市属各业务局主管的共15所，一类是中央部门或中央院校主管的共5所。如北京大学二分校在苇子坑，四机部主管；人民大学二分校在丰盛胡同，市高教局主管；化工学院二分院在燕山，石化总厂主管；工大一分校在三里屯，市机械局主管；外贸学院分院在黄寺，市外贸局主管；钢铁学院二分院在古城，首钢总公司主管。另有3所分校设在本校内，分别是市建工局主管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分院、商业部主管的北京商学院分院，还有财政部主管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分院。分校中有综合类、理工类、农科类、医学类、师范类、财经类、语言类，共设各类专业140个。

正式开学是1979年2月，也就是说从开始酝酿算起，仅为三个月的时间。首届招收学生16043人。开学前，我们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所有分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参加了。会上，我对他们讲：虽然你们的分数与那些本校的学生相比要差几分，但考试不能完全证明一个人的能力，我相信你们在今后的学习中能够证明你们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希望你们完成学业后能够努力工作，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分校初期建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直属市委领导，党的日常工作由市委教育工作部管理。行政工作由市高教局负责。教学业务工作由大学本校负责，老师采取兼课和走教的形式，也能保证教学质量。分校学生为走读，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校舍和管理人员。当时有个统计，普通大学的学生每人年均投资2000多元，而分校的学生则1000元左右。咱们的干部和教员真是好样的。工作条件很差，一个中小学校就巴掌大的地方，他们办公、休息的地方有的是操场临时搭起的简易预制板房，冬天冷得厉害，夏天热得难受。但是，他们工作热情很高，任劳任怨，可以说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就是教授到分校讲一节课，报酬也就一两块钱。

当时一下子能办这么多走读式大学分校，是群策群力的结果。除了教育部门，还离不开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分校从创建到发展，一直注意调动北京市各行各业的办学积极性，尤其是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大多数分校都聘请了有关对口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专家技术人员成立办学指导委员会。通过这种形式，经常听取用人部门对分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同时，能较快获取北京市各部门建设发展的信息，促进和改善学校的各项工作。用现在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无缝对接”。

记者：分校生学习和工作表现如何？办分校的意义有哪些？这么多分校的归宿又是怎样的？

林乎加：分校在发展过程中，各大学本校还陆续抽调了一批校系级领导干部、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师正式转到分校工作，成为分校建设中的骨干力量。分校生也非常珍惜学习机会，尤其是那些上山下乡多年的知青，学习如饥似渴，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周末在公园里，都能看到他们读书的身影。那种学习劲头恐怕是现在的大学生没法比的。刚才已提到，分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面向北京”。就是说，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实习场地、分配去向上都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因此，毕业学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

办分校首先丰富了北京市的人才储备。在办分校前，每年北京市属高校毕业生加上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分给北京市的毕业生共约3000人。开办分校后，仅78、79、80三个年级，就培养了18000多名学生，分配到北京市各部门工作的约16000名。另有2000名被分到中央单位。

我们在办大学分校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又开始着手增办职业高中和中专技校，改变北京市当时中等教育初、高中的单一模式，尽量多培养有专门技能的人才，同时也缓解了大量毕业生同时就业的状况。北京市政府的各个专业局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等部门都行动起来，提供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办学校。不仅市里各区，而且郊区各县也相继办起了各种行业的职业高中和中专技校。北京市办学经验推向全国，这个影响就更大了。要知道，改革开放刚起步时，中国和美、苏等发达国家在人才数量上的差距很大。通过各种方式办学和教育超常规的发展，对于增强我们国家的发展后劲无疑意义深远。

1981年1月我离开北京市到农业部工作了，分校后来的情况不是很明了，只是看些资料。我们的初衷是将分校长久办下去，但现实又使得办分校具有很大的应急性质。由于师资、校舍、设备等条件的限制，要形成连续招生的规模很困难。1981年和1982年招生时，年均仅有千余人。另外，在专业设置上也缺乏统一、合理的规划。从1982年底开始，进行了两年多的整合，到1984年时，保留下来的分校有18所，调整、加强了北京市较为短缺的专业。

由于存在分散、难以形成学科优势和规模效益的弱点，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整，这就是组建北京联合大学的方案。1985年3月，北京市政府下发通知，正式决定建立一所市属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定名为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大学下设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文法学院、旅游学院等12所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建立后，原各分校与本校脱离关系。初期的联大各学院仍为相对独立的实体，但各学院的专业设置由联大统一规划，强调互有分工，各有重点，实行多层次办学，既办四年制本科，同时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二、三年制专科。2008年10月联合大学30周年校庆时，他们的校领导来看我，还让我写个祝福的话，我就写了“祝北京联合大学越办越好”。当然，这是后话。

其余6所分校，体制上也发生了变化。电子工业部主办的北大二分校组建为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市属北工大二分院组建为北京计算机学院。铁道部主办的北方交大分校、市化工局办的北京化工学院分院，以及航天部办的北航三分院，仍由原主管部门办学，但校名撤销，挂靠到联合大学中。只有首钢总公司办的北京钢铁学院分院，继续挂原校牌办学，但与北京钢铁学院在办学方面不再有任何关系。至此，北京市办大学分校的历史告一段落。

记者：在那个人们思想不够解放，办起事来顾虑很多的特殊时期，您能拍板办这么多大学分校，是不是压力很大？在这件事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林乎加：1978年至1979年是结束“文革”、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文革”中各种“左”的思想对干部的思想影响很大，做事先考虑是不是符合上面的说法，会不会违反“正确路线”，因而不敢主动做事；特别是“文革”中谁只要做点事就会被戴上各种帽子、遭到批判，这就造成很多干部的不作为，遇到问题就躲，领导不说就不干，怕担责任以求自保。

干部思想的混乱以及推诿的工作作风使得很多该做的事没人做，即便做起事来也瞻前顾后，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从来就不是怕事的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只要党的干部时时想着为群众排忧解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1978年北京市办大学分校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您健康长寿。

编辑：方东杰 审核：宋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