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改革开放是从正视人性、顺从民意开始的，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进步，规范，超越。与其说是观念改变世界，不如说是人性驱动世界，合乎人性的观念、理论、主义，才是促进中国富强繁荣的真正的力量。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年代的我们，我们的改革开放年代。改革开放四十年，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我想到的答案是：顺天应人。

1978年，我10岁，今年50岁。今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向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致敬。我会访问很多时代的见证者，也会书写中国企业家精神四十年。

每个人都有对历史的评价权，无数人的感受就像无限斑斓的颜色，一点一滴，汇聚成大时代的图景。它和天空一样辽阔，和海洋一样幽深，和原野上燃烧的火焰一样热烈，和连绵不断的山脉一样凝重。它不是一种滋味，而是万千种滋味，让我们百感交集。

从哪里写起呢？就从最近在采访和阅读中，听到和看到的几个小故事开始吧。

第一个故事：裁员与工资清算

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是总部在深圳蛇口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麦伯良告诉我的。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分到蛇口工业区，再下分到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中集。

麦伯良很有能力，性格豪爽，没两年就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特别是能和一般工人打成一片。工人们帮他维修来自德国的二手机器，工人和资方关系紧张时，资方就让他出面，几瓶啤酒下肚，原来解决不了的摩擦就会消停下来。

1986年春天，因为外方的经营管理模式不适应市场要求，亏损严重，看不到希望，中集决定停产，要从330人裁员到59人。中集是中外合资企业试点，员工都是从各地的国有企业调动来的，都有组织调动函，是正式的产业工人，不像有土地的农民工，万一企业不行了还可以回到土地上。这大概是特区首例大裁员。

当时26岁的麦伯良是生产技术部经理。也许是因为他和工人关系好，公司让他处理裁员，成了清算代表。那是他永远难忘的一天，小小的办公室内外，前前后后挤了100多号工人，再不是修设备、喝啤酒的感觉了，而是清算工资。“平时称兄道弟，从来没翻过脸、吵过架，那天突然成了对立面，为清算的金额讨价还价，他们觉得不公平，吵得一塌糊涂，过去最帮我的几个好弟兄也不帮我了。”

麦伯良忙了一天，把每个人该分的钱分到位，再安抚一番，总算处理完毕。他回忆说：“那时我并不懂企业管理，也不懂经济学，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了最普遍的人性。大家为分配争吵，不是人不好，觉悟不高，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的，谁都在乎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不是书上教你的，不亲自经历也很难体会的到，但那一天，我真的明白了，你无法让大多数人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就企业的、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相反，满足个人的‘利己’需求，设计一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机制，大家才能抱团打天下，‘革命加拼命’，共同奔事业。”

在中集后来一步步成为多个细分领域的世界冠军的道路上，共同事业、利益贴身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集的董事会给管理层下达经营指标，在超过目标的利润中有一定比例的分享权，完不成任务则处罚。管理层再向下分解，只要绩效优于预定目标——无论是增收、增利还是节约成本——都可以获得利益的分享。

第二个故事：四分钱的风波

在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我看到一张“蛇口创举”图，上面列着蛇口创造的11个第一，其中有“第一次推行定额超产奖”。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故事。

1979年夏天，一声炮响，填海造港，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动工建设了。第一批基础设施中有个顺岸码头工程，由于沿用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原则，工人缺乏积极性，进度不理想。每天八小时工作，每人只能运二三十车泥土。作为施工方的交通部四航局想了个办法，规定每人每天的定额为运54车泥，完成定额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励4分钱。工人的劳动热情迅速被激发出来，一般人每天能运八九十车泥，最多的一天运了131车。

同样的人，制度变了，精神面貌就变了。工人们提前来上班，下班还要干，车队长要赶他们下班。下班后，他们又主动检查车辆，怕出什么问题影响第二天的运输。有的司机为了多拉车，甚至少喝水，这样可以少上厕所。机械队把工人的工作量贴在墙上，更引发了大家的比赛。那个一天拉了131车的司机，单日奖金就有4.16元，一个月下来，奖金有100多元，远超工业区的中层干部。

工人收入提高了很多，但全部奖金加在一起，其实只相当于施工承包方多创造出来的产值的百分之几。四航局局志记载，“工程自1979年6月24日进场，于1980年2月25日提前33天完成，创造了特区港口建设的奇迹”。

然而，这样的奖励制度和当时的有关规定，即职工每人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额，是冲突的。1980年4月，工地接到上级指示：立即停止奖励制度。工业区负责人袁庚急了，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内参，反映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工期延误。一天后，胡耀邦和谷牧就做了批示。

我在博物馆看到了批示的内容。胡耀邦7月30日批示：“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那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1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谷牧同日批示：“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就完全可以不实行。”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当即把批示精神用电话通知了广东，8月1日，工业区恢复超产奖励。8月8日，时任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率工作组到蛇口工业区检查工作，说工业区的工资福利问题可以和内地不一样，可以冲破内地的框框。

沿用几十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体制，就是这样被打破的。当时有人指责蛇口搞“物质刺激”，但没几年，各地都刺激起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最早在蛇口引入的上班打卡制度，比如中集是迟到一分钟扣五毛钱工资，也慢慢推广到各地。认真劳动的热潮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人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好逸恶劳也是其本性之一。好的机制就是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减少人的慵懒性的制度。

第三个故事：“砍头生意有人做”

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是“爱拼才会赢”的福建侨乡——晋江石狮，在改革开放前的故事。

石狮人向来有经商做买卖的传统，即使环境再恶劣，这种习惯也改不了。197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到晋江视察，他乘坐的车子经过石狮时，看到一团团小商小贩挤在农贸市场上交易，交通也受到影响。陈永贵很不高兴：“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

后来，在一部内部放映的专题片《铁证如山》里，石狮被这样声讨：“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

帽子很大，罪名很大，但石狮人会因此放弃自由买卖吗？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狮：一座城市崛起的30年记忆》一书中，我看到了两个石狮人的例子：

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石狮一个生产大队的女支部委员利用收完早稻后的一小块秋闲田，种了几百株荸荠，但支部领导认为她的荸荠属于“小自由”性质，责令她带头下田，当着“割资本主义专业队”的面将荸荠踩死。她含泪一边踩一边反复说：“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但荸荠是由根部的球茎生长的，“踩死”不几天叶子又重新长出来，她破涕为笑：“我的资本主义荸荠还真踩不死啊！”

还有一个更惊心动魄的例子。“文革”期间，石狮人看到国营工厂加班也来不及供应领袖像章，就自己画纪念章图案，印出模子，砸烂家里的铝锅弄成原始的模具，用废弃的针筒吸上颜料再喷上去。看到像章能挣钱，石狮竟然冒出30多家小工厂，四处收集废铜烂铁，铝片成了最紧俏的物资，围绕像章形成了产业链。像章生产出来，怎么对外销售呢？一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是这样做的——他大量搜集像章，装了十几个木头箱子，订得死死的，运上火车。车一开，他就把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搭在胸前，毛巾上别了一溜做工精美的像章。他在车厢里来回走，一看到解放军战士就跟他们唠嗑，看到战士被像章吸引就主动送一个，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等下车时，战士们看到他吃力地搬箱子，纷纷过来帮忙，一个人帮着扛一个箱子就出去了，车站管理员以为是军用物资，统统放行。

“亏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这是晋江人说的一句话。为了过上好生活，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也无法真正瓦解他们对挣钱的饥渴。1977年，石狮镇4000户人家，就有上千家小摊贩。改革开放后，在石狮那潮湿的石板一条街和乌压压的大棚里，从丝袜、旧衣服、风油精到邓丽君录音磁带等各种香港货，应有尽有，石狮一度有“小香港”之称，“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万式装”。作家蒋子龙曾这样描写80年代的石狮——“一个陌生人陷入其中，便很难再钻得出这由色彩和布匹构成的迷魂阵了，满眼都是衣服，从地面直挂到屋顶，花花绿绿，无奇不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服装贩子，肩上背着硕大的口袋，如鱼得水般地在衣服堆里往来穿梭，寻寻觅觅”。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讲完这三个让我深受触动的故事，我想表达什么道理，应该很清楚了。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东、福建，也发生在中国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只是时间有先有后，力度有深有浅。

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们，越年轻的，对以前的历史越缺乏记忆，虽然这不过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似乎今天的生活，原本就是如此。

在蛇口的博物馆里，我看到原广州军区守备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卓基旭描述改革开放前宝安、蛇口一带的情况，“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上世纪60年代，有关部门发过一个材料，叫《人间地狱——香港》。《人民日报》记者奉命到宝安了解群众逃港问题，办了一张过境耕作证，随逃港群众到了九龙，才发现这里并非“地狱”。有逃港者哭着对他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亲身感受到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在广东负责筹办特区、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逃港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久，许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来了。

我在博物馆里，也看到习仲勋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接受访谈时说的话，“千言万语说的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他还说过：“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很多人往往把“革命”和一个阶级用暴力推翻另一个阶级联系起来，但对革命的真义，我们也许可以从最早的《周易•革卦•彖传》中得到启发，就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什么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呢？《尚书》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见来自百姓所见，上天所闻来自百姓所闻，民意即天意。

改革开放是从正视人性、顺从民意开始的，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进步，规范，超越。与其说是观念改变世界，不如说是人性驱动世界，合乎人性的观念、理论、主义，才是促进中国富强繁荣的真正的力量。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年代的我们，我们的改革开放年代。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我想到的答案是：顺天应人。

吴晓波：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相遇方式。有一种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处，突然遇到你；有一种叫奔赴，虽千里万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还有一种是等待，我在这片草地上，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现；第四种相遇就是年终秀，此时此刻遇见大家，非常感恩。

这是我的第三场年终秀。

2017年的年终秀有些特殊，因为我们处在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四十周年。很多朋友读过我那本《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年了，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十不惑。十年过去了，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

1

数据里的四十年

接下来我用几个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有的国民们、兄弟姐妹们干了一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2017年结束，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928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2

世界如何评论中国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还专门翻了《时代周刊》，给大家看几张封面。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阶级斗争，被《时代周刊》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张是1984年，一个长得很像王宝强的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在1984年，可乐在某些城市、某些媒体上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身份和消费的表征，是资产阶级侵入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物，这位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标题叫做“中国的新面孔”。

1984年中国开始搞城市体制改革，马路上出现了很多广告牌，可口可乐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再接着，就看到中国所有城市的围墙，一堵一堵地消失，越来越多的马路边开始出现个体户，开始出现商贩，开始出现民营企业。

2013年，《时代周刊》出现了一张封面——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同样是这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赢了》。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你看，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天之间发生的，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到今天，举办我们这场年终秀的时候，改革开放将满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你会问，这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呢？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这个人叫费正清，他在20多岁博士毕业时就来到了中国。194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对照起来的一本书。1972年尼克松访华，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

同时，这个东方国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败，是没有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标的物的。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这个动力源到底是什么？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来得及解释，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得让人恐惧。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因为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我简单算了一下，起码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有五次被西方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做出这些预言的人，有的是诺奖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有的被称为“末日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天才，有的是律师，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垮。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3

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我的新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二、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三、巨国效应

经济学家管清友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四、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老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说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4

向他们致敬

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向哪些人致敬呢？

1、农民工

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今天有一个词叫鄙视链，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鄙视，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

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2017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参观一座大楼，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安徽的农民工，砖瓦工，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时候，他老家的未婚妻来找他，问他这两年在上海干什么？那个小伙子说，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

站在马路对面看着600多米的大楼，那个小伙子对他女朋友说，这个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这个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浪漫故事，对吧？

他就是一个大忽悠！

总经理跟我讲，上海中心的顶楼，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这些农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们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

在座各位里有当老板的吗？对他们好一点，好吗？年底到了，千万不要克扣他们的工资。

2、企业家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但是仍会被我们鄙视——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业家。

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一拨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触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我也觉得，你们为什么要经商，为什么要做企业，因为爱钱。没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爱钱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热爱金钱的人，把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

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这些人的出现，以及容忍这些人出现的制度环境，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

3、地方干部

第三个需要致敬的群体，大家看到可能觉得很奇怪，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所有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所以他说时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看到这个很瘦的老头子叫谢高华，他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书记。今天的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国地图上看，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打死都不会想到义乌，那个地方交通不好，旁边也没有什么产业基础，就是金华中部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为什么它今天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没有什么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小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一个棚吧。这个棚搭起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到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市里去，你问他们市长是谁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市长是谁，但是会记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他们手上有比欧美国家市长、州长大得多的权力，但是同时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努力也需要比欧美的市长、州长承担更大的责任。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是需要拎着乌纱帽去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的地方干部改革者。

4、创业者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是很多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包括很多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

如今中国每一天有多少个企业创业？一百个、一千个？是一万个，中国每天有一万家企业创业，2017年诞生了360万家的新注册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它们中的95%会在18个月内死掉。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创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

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有人质疑我这件事情，说吴老师这个东西是不道德的，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家死掉，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

于是我问他们，你看这些创业者中，有哪些人因为创业自杀了吗？每年中国有很多人自杀，因为失恋、抑郁、欠债自杀，有因为创业而自杀的吗？没有。所以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需要致敬的人。

5

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四十年以来，中国是一个不断追赶世界的国家。

四十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面貌不断改革，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能够存在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寂寞，需要无数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工作岗位，很多前辈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谁呢？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拨人。

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然后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