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物种日历的主题是“以邻为伴,共享城市”。日历中讲述的200多个物种故事,大多记录了生物如何适应城市“水泥丛林”中的不同生活。然而,在探索生物学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纠葛时,总有一些有趣的特例。他们首先适应了城市环境,甚至帮助人们建立了这种新的生态环境。然而,当城市发展到今天,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今天的主角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06年北京崇文门外,无尽的马车承载着这座古城的物流和人流。图片:山本三郎/维基百科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马的形象都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明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马几乎是长途交通的代名词。这种彪悍的生物携带着来自其他国家的稀有物品,或者是野心没有实现的辉煌文人,或者是曾经取得胜利的军事官员,行走在世界各地的城镇中。即使在火车和汽车出现的现代,马车仍然是许多城市人流和物流的主要交通工具。甚至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城市还能看到开着马车卖菜的农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隆冬时节从马车上卸下大白菜的场景,依然像一匹气喘吁吁的老马的呼吸一样温暖。
但是在今天的城市里,找到一个活着的凯尔并不容易。除了少数城市的骑警和一些旅游景点的“模范马”,人们都想接近马。恐怕他们要承担钱包变薄的后果,去一些专业的马场体验一下。
骑警和他的坐骑。图片:Pixabay
曾经在人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马,如今却渐行渐远空而留在身后。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
从离开家乡开始
马和人类故事的起点总是令人困惑。与来自温暖草原的智人不同,马葭的家乡远离干燥寒冷的北美。在第三纪中新世,这个庞大的家族曾经繁盛一时,如今已发掘出100多种马科古动物,分为20个属。在5400万年的演化过程中,马可经历了多次气候变化,当寒冷的冰河时期到来时,被困在这个巨大“孤岛”上的古马有了通往外界的通途——白令陆桥。
上新世之前,原始马已经多次离开北美,但基本都走到了进化的尽头。直到200万年前,又一批原始马可生物跨过了白令陆桥。5万年间,他们终于分两批穿越欧亚大陆,到达了人类的故乡非洲。第一批成为了今天斑马的来源,第二批进化成了今天的野驴。
北美洲中新世草原上的古马化石。图片:funk monk/维基百科
但这些拓荒者与今天的主角无关:大约70万年前,家马的祖先作为独立物种离开北美,开始与野驴共享亚欧大陆的生态位。广阔的亚欧大陆为这种马提供了地理隔离条件,15万年前演化为两个独立的亚种——太班野马和普氏野马。
马尔科生物的扩散经历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生活经历。早期人类离开非洲的历史很长,但我们不是那些开拓者的后代。几乎在特班野马形成的早期,现代智人就开始在亚洲和欧洲传播。两个外星生物的碰撞即将在这片共同的异乡上演。
普氏野马。图片:Srr/维基百科
马匹训练的第一步
人类一定很早就意识到了马的存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的许多岩画中都出现了马的形象。对于以渔猎为生的早期文明来说,马首先必须被视为提供肉食的猎物。但是,与盘羊和野猪相比,杀死凯尔要困难得多。这种生物机警,运动能力突出,很难用早期文明可以使用的工具杀死马。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马比猪、牛和羊驯化得晚得多。现代研究发现,大约在6000 ~ 7000年前,人类杀马的效率终于达到了“暂时无法进食”的程度。因此,人们终于有机会驯养马了。人们饲养的第一批马可能是暂时圈养的野马,也可能是直接从野外捕获的小马驹。分子生物学的证据表明,马的驯化至少经历了450代,按每代12年计算,这需要近千年的时间。
法国拉斯科洞穴的壁画,这幅马的画是在25000多年前画的。图片:法国文化部/维基百科
5500年前,在哈萨克斯坦白台遗址的陶罐内壁发现了马奶的痕迹。考虑到从野马身上获取牛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足以证明白台人已经完成了对马的驯化。
然而,这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特班野马广泛分布于亚洲和欧洲,各地的文明大多具备从简单狩猎到尝试驯化的条件。最晚在3600 ~ 4000年前,在大河庄遗址、秦魏文化墓地、玉门火烧沟遗址就出现了家马的尸骨。从时间线上看,干青地区的马比中亚地区的马晚驯化1500年,但干青地区也是特班野马的分布区。中国人驯养家马是源于中亚传入,还是成功地独立驯养了当地的野马?这还是个谜。
骑马
对于中原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答案为“马从何而来?”非常清楚。在商代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用于埋葬和祭祀,但没有马的痕迹。然而商代殷墟遗址却突然出现了100个马坑,商代人似乎一夜之间就有了马。毫无疑问,这些国产马属于进口商品或来自外国的贡品。在《史记》、《殷本纪》中,也有记载“西博大臣,弟子,求美、求奇、求好马以献其礼,正赦西博”。德高望重、大权在握的纣王,其实可以因为马而原谅自己的宿敌。这也是从侧面。
殷墟中的车,用于葬人的车马。图片:一杯茶/维基百科
无论是独立驯化还是从外部传播,融入人类社会的马不仅很快适应了环境,还重塑了这些征服它们的文明。从齐家文明等最早驯养马的文明遗址的发掘来看,早期家马的掌骨普遍扭曲,这表明家马作为一种新型家畜,不仅被宰杀食用肉类,而且开始承担起驮拉的重任。但在后来新疆狮子门沟遗址出土的马骨中,骨骼病变多集中在脊柱部位,反映出人们已经开始直接骑马。
马不是第一种被用作交通工具的驯养动物。在他们之前,牛羊都有拉车载人的记录,但只有在用马之后,文明活动的范围才大大扩大。当马用它强大的耐力和出色的速度载着这些骑手跨越原来的生活范围时,养马人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当草原之外的农耕文明地区展现在骑手面前时,草原文明可能意识到,除了争夺更美丽的牧场,在外面劫掠也可能是文明发展的一种方式。
埃及马拉战车。图片:约瑟夫·博诺米/维基共享
铁蹄构成了边界
对于当时农业文明城镇的居民来说,马的形象大概没有今天这么正面。无论是长期入侵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进军埃及的锡克教徒,还是穿越美索不达米亚破坏巴比伦的卡希提人,骑马或驾马车的蛮族形象,都必须打动农业文明。面对这种高度机动的敌人,传统的防御方式几乎处处被动。只有迅速接受和效仿马战文明,才能在对抗中站稳脚跟。被马车征服的埃及最终用马车赶走了希索斯人,被骑兵入侵的中原文明最终“坐禅于古岩,登上汉海”。随着每一场战争的进行,马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一次又一次得到了稳定。
美国画家弗雷德里克·阿瑟·布里奇曼的一幅油画显示,法老的骑兵部队被红海的惊涛骇浪吞噬。图片:布里奇曼/维基共享空间
作为一种好战的生物,文明史总是伴随着征服,被我们扛上战场的动物也不在少数。火牛和战象在特定的战场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力量,但它们并不像马和战争那样彻底。与其他动物相比,训练有素的马匹能够适应战场上战斗的大声呐喊,高速冲击能够撕裂敌人稳定的队列队形。强悍凌厉的重骑兵曾经起到过移动城堡的作用,而后快速灵敏的轻骑兵让敌人对包抄战术失去了信心。从此,马的功过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数千骑的国家规模足以震撼周边国家的野心,而失去好马起源的朝代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衰落。
马术运动作为战争形式的延伸,历来被视为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无论是激烈对抗的马球、弯弓狩猎,还是穿着优雅的马步,其强调的都是骑手与马匹之间的协调。这些没有硝烟的战斗往往和真正的杀戮一样重要。在唐中宗景隆三年,去长安迎接亲人的吐蕃使者想在朝廷上显示自己的野心,却被当时的临淄王李隆基率领,以四敌十,大获全胜。几十年后,当马球场上的演绎再次出现在西域时,结果并不意外。
唐代李习安墓壁画展示了唐代朝臣打马球的场景。图片:作者不详/Wikimedia Commons
马的今天和未来
然而,成功就是战争,失败就是战争。这场战争将这匹马推到了一个备受尊敬的崇高位置,它从未停止过进化。当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与战争结合在一起时,马的角色开始变得尴尬。钢铁“骑士”逐渐取代血肉,马匹和弯刀在铁轨和炮火面前被击溃。一战以来,军马开始失去主力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的军事生涯基本上回到了交通的基本位置。
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还保留着骑兵建制,其大部分职能只是作为机械化部队的补充。随着交通工具的革新,民间对马的使用日益减少。当给城市送菜的农民握着方向盘时,马匹几乎退出了普通人的视线。
长安城最长的一天剧照,骑马的人在城中驰骋。图:长安最长的一天
但是与人类结合如此之深的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到目前为止,仍然有近6000万匹马生活在我们的蓝色星球上。它们要么在远离城市的草原上吃草,要么用银鞍化上中国妆,有的则摆脱了嘴和缰绳的束缚,接管早已灭绝的野生祖先,在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老家的荒野中奔跑。
马蹄声似乎在诉说着陪伴我们的故事。飞蹄扬起尘土,马奔向自己的明天。
图片:西里尔·鲁索/不良贷款
本文是物种日历第五年的第202篇文章,来自物种日历的作者@一个人在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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