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直在试图平衡这个城市的车辆与空气、道路之间的关系。最近的新政,是出台了外地车限行令。据统计,北京每周要办理超过70万个外埠车进京通行证。许多人,是通过购买一辆外地牌照的私家车,建立起在这个城市的理想生活。这条新政让他们产生了被剥夺感——以往小心翼翼建立的生活可能要被打破,还面临着骤然而至的现实问题:如何在这个城市继续自己的理想生活?
文 ✎ 温丽虹
编辑 ✎ 李凡
图 ▢ 视觉中国
每周三的凌晨一点,蒋兴都会被手机上的闹铃叫醒。迅速起床,拿起手机,点开北京交警APP。上传驾驶证,行驶本,车的正面侧面照片。
她要办理的是——非北京牌照外埠机动车进入北京临时通行证,俗称“进京证”。
凌晨一点是交警系统APP开放办证的时间,稍晚一点,系统可能被蜂拥而至的办证人挤垮,“服务器不在线”字样会伴着令人沮丧的蓝光,闪现在屏幕上。
蒋兴家住北京南部大兴,在东三环上班,靠一辆上外地车牌的私家车,和7天办一次的“进京证”,每天绕半个北京城通勤。
▵北京,外地车主连夜排队办证
她是北京至少70万开外地车的车主之一。
在火星试验室的采访中,他们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80后、90后的年轻本地人。他们没能在北京实行小客车限购政策前置办一辆车,参与多年摇号都未中签;
第二类是新北京人。他们离开家乡,努力进入这座城市,却无法在城市中自由行走。
第三类是在燕郊和北京之间奔波、还没能真正在北京驻足的人。
按北京的城市规划,至2020年底,北京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要控制在630万辆以内。而这70万辆外地车,在“计划外”使用着城市的道路资源,空间资源,消耗着城市的空气资源。它们必须被管起来。
2018年6月16日,北京发布新规:自2019年11月起,每台外地车每年只能办理12次进京证,每次七天,这意味着,一辆外地车每年最多能在北京市区行驶84天。
对约70万开外地车的北京车主来说,这条新规既让他们承受一种心理上的被剥夺感——以往在各个政策裂缝中小心翼翼建立的生活可能要被打破,还面临着一个骤然而至的现实问题:如何在这个城市继续自己的理想生活?
冷酷的城市
不祥的预感是逐渐累积的。
起先,引起姜明注意的,是限制北京外地车尾气排放量的报道。他28岁,是北京本地人,2018年5月底刚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油电混合动力,省油又不用操心充电,姜明很满意。美中不足的是车牌:内蒙古的。在首都开外地车的北京人——这是对姜明车主身份的准确描述。
“对于一些排放量超标的,要建立数据库。这么一条新闻,其实你就看到,它把外地车的排放量和环境污染,逻辑上连在一起。”姜明用食指在桌子上比划着,向火星试验室分析。
▵北京,早高峰时间,车流由东向西缓缓行驶通过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没过两天,他就留意到,媒体报道:北京市通州区外地车超过三成。紧接着,6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题为《北京非京牌车要管起来》。看到这里,姜明说,“完了,最近一定要出政策了。”
他的预感是准确的。当天下午3点,手机上就接到几则新闻弹窗:北京正式公布外地车办理进京证新规。
网络上争论、调侃,车主们各成阵营,泾渭分明。
“尽力配合政府政策。” 一名自称持有京牌的网友留言,“住着学区房,开着京牌车,看着政府按政策治理,尽全力不给政府添麻烦,这就是我能做的。”
“你也不想想你为什么能开着京牌车。”有外地车车主回复,语带不屑。
“父辈摇一个,自己摇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京牌车主回复道,附带一则笑脸,“这是命,得认。”
这是一场无法对话的争论,显露着超大都市里人们相互隔离的冷漠底色。政策和资源让人心更加分离。
车,是刚需
在北京,没有一辆车是不行的,这大概是成年人的共同看法。
▵北京国际车展
蒋兴在2012年就意识到这一点。她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三元桥一家杂志社上班,两年前与男友结婚,夫妇俩搬进北京大兴区北部购置的新房居住。
2010年购置大兴的房产时,小两口在两套方案间犹豫:全款买房,或者贷款买房的同时购置一辆车。不希望由于房贷背上过大压力,他们最终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当时觉得反正我也不喜欢开车,结果现在后悔了。”蒋兴对火星试验室回忆。
往返于大兴与三元桥,蒋兴的通勤之路是这样的:首先在家楼下等公交,花20分钟左右,抵达离家两公里外的枣园地铁站;从这里上地铁四号线,经过23个地铁站,期间转地铁10号线,全程花1小时40分钟;从位于南五环外的家中跋涉到北三环的公司,路程近35公里,相当于绕北京二环走了一圈。
更难的是杂志社每周的出刊日。蒋兴大多要加班到凌晨两三点,地铁早已停运,她只能打车回家。车驶出单位后不久便上环路,沿京开高速到大兴。夜深人静,司机和乘客一样疲惫。有两三次,蒋兴通过后视镜看到司机都闭上眼睛打盹儿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高速上匀速行驶着。
不管从方便还是安全考虑,蒋兴都觉得,迫切需要一辆车。
▵2010年,北京市花乡旧机动车交易市场,一名男子举着一副车牌排队办理手续
姜明也和蒋兴一样,当真正的家庭生活来临时,遇到了必须有车才能解决的生活难题。
2017年的一个冬夜,姜明的妻子发烧了,她刚怀孕三个月,姜明不敢耽误,马上带妻子去医院。
当夫妇俩抵达朝阳医院发热门诊时,看到一百平米的大厅内人满为患,连消防栓上都坐了人。值班的两名医生与两名护士,每人戴好几层口罩。
姜明领到一张560多号的排队纸条,在他们之前,还有300多人等待接诊。呆在候诊室内,夫妻俩害怕交叉感染。去候诊室外,又怕北京寒冬深夜街头的低温加重病情。姜明在百米开外找到一家24小时便利店,让妻子在那里暂避风寒,自己一会儿回医院看号,一会儿跑便利店照顾妻子。
“家里真的需要一辆车”。姜明目对火星试验室回忆2017年那个深冬夜晚,仿佛又陷入来回奔走的疲惫感。看病结束已是凌晨三点,夫妻俩达成共识,买一辆车。“如果有辆车,起码可以在车里躲避一下。”何况,生了小宝宝后,车就更变得不可或缺。
姜明从2011年就计划购车。也是从这一年,北京开始实行摇号政策。所有车主必须先通过摇号获得车牌后,才有购车资格。
姜明与父母分别在2011年与2012年加入摇号大军。至今,两代人次第上阵,未中一个指标、未上一个京牌。
▵2011年1月26日,在北京市国信公证处指派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北京市首轮购车摇号在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会大厅举行
2017年5月,姜明听说北京法院会不定期拍卖带北京牌的二手车,以车辆评估价起拍,评估价的150%为最高上限。竞争非常激烈,一辆临近强制报废期的路虎车,出价70多万也不乏竞价者。
价格相当的情况下,决定中标与否的关键是竞价者的摇号次数。姜明发现,在拍卖场上,自己同样没有竞争力——这里有太多从第一期便参加摇号至今未中的“元老”。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年轻人,姜明感叹自己做错了两件事:一是晚生了几年,没能在摇号政策出台前买车。二是运气不好。摇号政策使北京车牌成了稀缺资源。人们蜂拥而至,无论是否真的需要用车。他身边有同事家里摇中了三个购车指标。
政策也使出租北京车牌成为一门生意。这次针对外地车牌的限行新规发布后,就有同事问姜明,要不要租用自己闲置的京牌,出价1万5/年——1年前,这个价格是每年1万。
但姜明不打算租车牌。“毕竟那是违法的,万一发生什么纠纷,即便我们签了协议,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买一台车,去外地上牌,“大不了多办几次进京证”。
城市大,人太多,上班远,看病难……生活在一个超大都市里,拥有一辆车,似乎能让生活轻松点——它就像一个小小的移动庇护所,给人带来被庇护的安全感。
和进京证相处的日子
从2014年开始,陆娜常常会在半夜12点起床,从小区出发,驶向白庙检查站。车开过潮白河,驶入高速路边的一所白房子院内。白色建筑门前摆好了铁栏杆,陆娜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在夜色里排出三列弯弯曲曲的长队,等待一批批被放进办证大厅。
▵北京市,白庙检查站上百名外地车主排队办理进京证
这里是外地车办理进京证的一个网点。在京漂中,陆娜算比较早开上外地牌照车的。2014年,她在河北燕郊买房,从事销售行业。“为了见客户方便,就买了个车,但是只能上外地牌。”
拿一个外地车牌,办一张“进京证”,成为这些在摇号机前屡战屡败的年轻人拥有一辆车最快速的办法。陆娜在河北燕郊,姜明去内蒙古,蒋兴回老家大连,他们借此得到了自己在北京需要的第一辆车。
在北京开一台外地车,并不是一件方便的事儿:不能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进入五环内,二环里有些路段全天禁行;车主必须获得进京证才能在有限的时间进入北京,并且,每张进京证的有效期只有7天。2016年前,陆娜常常半夜出门去检查站办证。“不然不管天气多冷多热,都要排队好几个小时。”
2016年,“北京交警”APP投入使用,进京证可以在线办理。许多人回顾购车的决策过程时,都提及此事,这成为他们下决心在北京开一辆外地车的催化剂。
这一年也成为办理外地牌购车的高潮。之前的2015年,北京市日均办理“进京证”5万张。2016年“进京证”电子化后,日均办证迅速增长到10万张以上,2017年以来,平均每周办理72.5万张。据介绍,如果算上北京未加限制的六环外车辆,在京的非京牌车,实际总数达到100多万辆。
河北是最热门的车牌落户地。想要一张石家庄的冀A牌照,单是办当地的暂住证,中介要价在5000元以上,人和车都得去现场办证,照样“一号难求”。如果换到偏远一点的内蒙,人和车不用去,3500到4000就能办下来一张。
APP办证省去了路途上的来回奔波,但网络也会“拥堵”。“尤其是国庆、五一这种旅游高峰期,点手机APP,它总显示服务器不在线。”陆娜说。
▵"北京交警"APP办理进京证
每个开外地车、在北京工作的人,都能说出一堆麻烦事。
根据北京现行的外地车限行规定,工作日早7时至9时、晚17时至20时是早晚高峰期,外地车禁止在五环路主路、辅路及其以内道路行驶。
一次,蒋兴和朋友约了晚上聚会,她早起赶在限行时间前把车开到单位上班,又请假,赶在下午限行前把车开到聚餐的地方,再打车回单位,晚上再打车过去赴约,才能保证聚餐完开车回家;最委屈的一次,送来京出差的哥哥去机场,因堵车,没能在限行时间前开出五环,被拍照、扣分、罚款。
而在限行时间,不管是豪车还是小车,都要按规定蛰伏在路旁或者小区的停车位上。
2018年6月的一个傍晚,火星试验室记者来外北京五环内的清华东路上,灯光闪烁,车头衔着车尾,且停且走,像一条沉重的河流。主路两旁,停着的差不多都是挂着外地牌照的私家车。
受访的外地车主都提到,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北京的限行规定,“不给首都交通添堵”。但数量庞大的外地车,也确实占据了一部分日益逼仄的城市空间,即便它们很多时候只是趴在路边。按在册数统计,北京城镇地区居住停车位缺口总数高达129万个。
新的限行规定将此作为“外地牌车”的三大罪状之一——停车难矛盾增加。另外两点是:挑战摇号政策,破坏社会公平;影响大气污染治理硬措施。进入2018年,北京机动车排放已成为城市PM2.5的最大“贡献”者,官方通过办理“进京证“的数量估算,这70万辆外地车的计划外贡献,为治理增加了额外的难度。
▵北京路边新划出橘黄色停车线,处罚200元,记3分
但胖虎告诉火星试验室,他的一位同事也开外地车,但“从来不办‘进京证’,早晚高峰也随便开。后来他告诉我,靠一款帮助车主规避交通违章摄像头的软件来躲开监控”。
“用户只要被拍过,他们会往软件上传这个摄像头的位置信息。上传的人多了之后,地图上就会生成一个摄像头。”
胖虎自认为本来遵纪守法,每天六点下班后,打几局游戏,或看一部电影,直到八点过了晚高峰再回家。他听了同事的经验后,试着下载了那款软件,找到了一条可以在早晚高峰从单位回家“没有摄像头”的路线——通过“无数次考察”,胖虎发现这条路线真实有效。
这些小伎俩让姜明愤愤不平:“新政真正打击的是我们这些遵守限行规定的人。那些私自交易、租赁,甚至通过结婚过户等方法拿到京牌的人,那些违法行驶违规上路的人,都不会受到限制。他们的行为本来是违法的,但反而能继续。”
“那就只能离开了”
好在政策要到2019年末才正式施行。还有一年多时间,是他们的一点希望。
蒋兴和丈夫设置了期限:如果今年还是不能摇上号,就把夫妻俩其中一人的摇号资格改为电动车购车指标。
▵2015年6月26日,北京,第3期共摇出小客车指标24712个,其中个人新能源车指标,个人普通车指标17815个,单位普通车指标1200个
如果这样还是拿不到北京车牌呢?在2018年6月的北京小客车普通指标摇号中,有超过280万人参与,中签比1:2030.6,创历史新低。还有超过28万人在排队等待配置新能源车指标,2018年原定的指标已经用完了。媒体根据现行规则推算,新申请者至少5年后才有可能获得指标。
“那就只能离开了。”面对火星试验室的提问,陆娜在一阵沉默后突然斩钉截铁地说。
她的果断可能来自积累已久的被轻视和不快感。因为开的是一辆外地车,她已尽量缩小自己的生活范围。她结束了河北到北京的通勤生活,在燕郊当一名瑜伽教练,平时很少进北京城。未婚夫也在中关村的公司附近租了房子,免去用车之苦,两人周末才见面。但这个新规让她觉得自己与北京的联系被彻底割断了:“我是觉得这两年北京往外赶人的步伐是越发快了。……这个事最终成立了,并且执行了,那它不就是赶嘛。”
离开似乎也没有那么舍不得。回想起在北京的这几年,刚刚30岁的她没有多少美好回忆。 “真的太痛苦了。”陆娜讲起跨城通勤的日子,最痛苦的是排队过检查站:尤其在北京举办各种会议期间,进京的外地车,一辆辆被拦住,车上所有乘客的身份证、车厢、后备箱,都要检查。
太慢了。因为公厕在检查站靠近北京一侧,她有一次尿急忍了两个多小时。“那次以后就病了,尿路感染。”那之后,每个跨城通勤的清晨,她都要在出门前逼自己“再上一趟厕所、再上一趟厕所”。
▵北京白鹿收费站,一辆没进京证的外地车被交警拦下
陆娜只在北京度过一个春节,“到处灰突突的,走哪儿都看不到什么人”。她想起有一年在西安过年,一整条马路上张灯结彩,沿街挂满红灯笼,特别有仪式感。北京呢,“就是荒凉啊,开车行驶在北京的马路上,就像开在空旷的飞机跑道上。”
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姜明无法离开。
他有很多种期待:新规正式施行前,关于进京证的申请次数能有所调整——每年84天的上路时间,可以分成单天办理,而非一张证就要覆盖7天。
更大的期待是,新规施行前,摇号政策能有所改革,改为以家庭为单位。“那些家里已经有一辆车,还在继续摇号的人不要再参加。”姜明设想,如此一来,和自己一样没京牌车的北京家庭,中签率将有所提高。
他最后的希望是新能源车。半年前,姜明转为申请新能源购车指标。由于新能源购车指标现在转为“排队制”,按申请顺序,先到先得。他推算,“至少到2020年,总能有辆车吧。”
今日话题
在北京,你觉得车和房一样是刚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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